灾异在魏晋南北朝对政局有什么影响？为什么灾异可以巩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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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南北朝是继秦汉两朝安稳太平局面之后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混乱”局面，魏晋南北朝在民间也被俗称为：三国两晋南北朝。在我国古代的这一时期，出现多个政权、国家并立的局面，并且“各国”的朝代更替极其迅速。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整个地区都存在着不断地封建割据的状况，战火也一直持续不断，对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灾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处在一个高频发生的阶段，对朝政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与此同时，在此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各个政权都采取政策积极的应对灾异，稳定朝纲，安定百姓。

　　一、董仲舒将祥瑞灾异归类收纳在天人感应的系统，基于儒家思想，在面对此类灾害时，封建君主采取紧缩财政以及免租减轻百姓的生活压力

　　我国古代的历史学家们对于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重要关注对象之一就是祥瑞灾异。祥瑞灾异在成为我国古代封建时期的重要的社会信仰的契机是来源于董仲舒。

　　董仲舒将祥瑞灾异归类收纳进了天人感应的系统中去。据《汉书》中记载在西汉时期灾异次数总共为289次，东汉时期灾异次数总共为617次。

　　所谓的灾异是指，在自然界之中发生的所有不同寻常的现象。譬如：天日月间发生的日食、地震等大地的异动、天下大旱的旱灾、大发洪水的洪涝灾害、动物中发生的蝗虫灾害等等，可归结为所谓的天灾。在面对此类灾害时，封建君主采取的政策有紧缩财政以及免租减轻百姓的生活压力。

　　其中的内容概括起来分为七个大点：要求地方的官员推荐贤良人士用于国家、要求大臣官员们积极上书言事、各个地方的要谨遵政策行事、下旨大赦天下、罢免三公职位事务、各牢狱中的囚犯都减刑从轻发落、遵循灾异礼仪。

　　在两汉时期关于旱灾的仪礼记载中显示，在西汉时期，旱灾的礼仪发展的一直都不太规范，一直持续发展到东汉的时候 ，旱灾的礼仪发展到较为得体的情况了。

　　在《续汉书 礼仪志》中说：

　　“自立春至立秋，郡国上雨泽。若少，郡县各扫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长以次行灵礼求雨，闭诸阳，衣阜，兴土龙，立土人舞僮二俏，七日一变如故事”

　　由此可知，灾异的礼仪是以阴阳学说为它的基本思想的，像上述提到的旱灾，在古人的眼中认为是“阳侵阴”所导致的，而如果出现了日食的现象则是“阴侵阳”所得出的结果。所以这一礼仪中参与了诸多的这一学说，相关程序也是围绕此处进行开展的。

　　灾异的政策是由灾异是所采取的对策和灾异的礼仪组合而成。为什么这两者可以进行融合，究其原因所在，可发现关键的地方在于它们两者存在的基础，而它们共同的基础就是汉代的儒家思想。

　　在汉代董仲舒吸取了各个学派的精华进行融合，期间出现了很多的矛盾，但并未全部都得到解决。同样的，当代提出的天人感应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董仲舒在他的天人感应思想中体现了灾异对策和灾异礼仪的两个方面，灾异对策是回应的是天道的谴责，而灾异礼仪是进行阴阳调和之法。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灾异具有明显的的特点，灾异具有了政治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君权，并且能够有效的震慑到心怀不轨之人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专门撰写了记录祥瑞、灾异的专门志记，魏时收编篆的《魏书》设立《灵徽志》，它的上篇专门记载的是北魏的灾异情况。

　　魏晋时期灾异的特点其一就是灾异发生的特别多。史学家们记载了古代时期的灾异次数。隋唐的灾异次数为72次、两汉的灾异次数一共为906次、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的灾异次数为5420次。魏晋时期的灾异次数比两汉、隋唐时期都多得多。

　　特点其二是祥瑞逐渐地泛化。所谓的泛化，一个是指人们把很多的动物都归入到祥瑞的对象，最初是只有稀有动物龙、凤、三足乌是作为祥瑞对象。

　　在之后，则将很多的常见的动物都纳入到这个范围，例如有白鸽、黑兔、白兔和白鹅等等。这泛化的另一个意思就是指，祥瑞它不仅仅是帝王皇亲可以用的专利了，逐渐地普通的百姓也可以“感悟祥瑞”。

　　在两汉时期的时候，祥瑞只能为帝王出现，而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祥瑞不仅仅局限于帝王，对于官员大臣、普通百姓家中都能够出现。

　　在《北齐书》卷46《循吏传》记载：

　　“孟业为东郡守，以宽惠著。其年，麦一茎五穗，其余三穗四穗共一茎，合郡人以为政化所感。”

　　这是一个祥瑞为了官员出现的例子。在这个时期，人们将常见的动物纳入祥瑞的体系，使得其逐渐运用的广泛，这就是魏晋南北朝不同于两汉时期的地方。

　　相关史书中记载的祥瑞、灾异现象并不是只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有的在之前，之后都有很多朝代出现了这一现象，但是在这一时期却特别的显著，这也是这个时期的一大特点。那么所为何故?

　　其一，在于汉朝的天人感应这一思想对后朝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汉朝诞生的天人感应思想的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它不仅仅影响的是帝皇官吏，就连平民百姓都产生这样的思想和思维模式。

　　这一思想在当时深深的渗透到了全社会人们的心中，当时的人们一直认为 “政治变于下，日月运其上。”

　　其二，灾异还具有政治作用。灾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君权，灾异可以看作是上天对于帝王的不符合规则、不符合礼制的行为进行警醒，并凭借此来约束，规范帝王的行为。

　　灾异的思想对劝谏君主、抑制君主的某些弊政有一定的效果。如果有灾异的发生，君主们就会适当的减少奢靡举措，而是听取谏言、着重治理刑罚牢狱。灾异在一方面限制帝王不要过度奢靡，不要滥用刑罚，减少课税等等。

　　另一方也带有反对大臣过分的去损害君主权力，禁止妇权干政的意味。这也就是灾异政治作用的第二点。

　　反对当朝大臣以及妇女干扰政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多个政权并立的局面持续出现，王朝的更替速度也非常的快，所以，君权比较衰微，君主的权力和对大臣的影响力都有所下降。

　　大臣、女人不断的干扰政务，对于君主的权威形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灾异在这一方面能够非常有效的震慑到那些心怀不轨之人。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灾异礼仪地位逐渐开始下降，在灾异对策上也同样的层出不穷，采取实在的措施减轻百姓压力，巩固君主统治，营造出良好的社会氛围

　　在魏晋南北朝的时期，灾异的思想不仅仅是局限在人们思想邻域，它也不再是人们思想界和哲学家们学术研究界的主流思想。这平衡的天枰逐渐的倾向了在灾异的政策之上。

　　在灾异政策的对策那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汉时期的明显差别就在于在魏国是停止了以凭借三公就能够推卸掉灾异的责任。然，在灾异政策的灾异仪礼方面也有着巨大的差别和发展。

　　灾异的思想在这一时期越来越衰弱，随之而来的灾异礼仪在朝堂上也逐渐的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本高高在上的位置开始动摇。

　　这一动摇的主要体现是在于，当灾异的礼仪与其他方面的礼仪发生冲突的时候，君主帝王所采取的措施和看法，通过他们的按排顺序能够看出它们的重要程度。

　　在东汉之时，按照《宋书》所提到的：

　　魏高贵乡公正二元年日食，典历周晁云：“当帝郊社，日蚀则接祭”。

　　而后一系列的记载指出，儒家看法是郊社、日食、宗庙、元会的优先顺序。但是在东汉末年时，这一类的顺序发生了变化。在献帝建安年间，元会和日食相重复，最终却举行了元会。

　　在东晋的时期，元会和日食又一次重合，在这样的状况下之前所提到的处理此类状况的刘邵想法又一次被提起。由此可见得，虽刘邵得想法没有大范围的被认可，但是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这同一时期，“服丧”这一仪礼开始盛行，而且呈现流行的趋势。这种民间的风俗逐渐流传到了王朝的仪礼，这样的风向使得王朝的丧葬礼仪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随着魏晋时期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改变，人们的眼界也逐渐从天事转化成了人事，更加关注了人们的实际生活的世界中，之前一直坚定的天事一定胜过人事的理念开始产生了动摇。

　　在日食礼仪与灾异礼仪之间同样也形成了冲突，以及顺序之间的调换。之后很多的王朝都在延用西晋时期的留存下来的制度，以此举行日食以及相关的仪礼。

　　值得注意的是，旱灾相关的仪礼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依旧与原来东汉的仪礼模式是保持一致的。它的改变和过渡的时期，稍稍的延后了一段时间，在东晋之后才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

　　除此以外，日食和旱灾的相关位置发生了变动。在《后汉书》的时候，日食仪礼的在书中的相关记载是在旱灾仪礼的前面的，但是在《南齐书》中，日食仪礼的记载就在旱灾仪礼之后了。这都是灾异仪礼发生的乙烯类变化。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灾异不断，朝堂帝王的应对政策也不断。在灾异仪礼方面不断地发生改变，在灾异对策上也同样的层出不穷。

　　采取实实在在的措施，招贤纳士，听取谏言，致使朝堂之上形成良好的风气，有效的制约朝堂，形成一个清明的环境。同时大力的稳定民心，减轻百姓生活压力，收敛刑罚，天下大赦，营造良好的一个社会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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