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司礼监是干什么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哪个地位高？

　　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明朝的司礼监是干什么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秉笔太监负责代替皇帝“批红”，掌印太监职掌皇帝玉玺，当然掌印太监是老大了：“掌印秩尊视元辅，掌东厂权重，其次秉笔，其次随堂，如众辅焉。”当过秉笔太监的有明武宗时期的刘瑾，明熹宗时期的魏忠贤，掌印太监有明英宗时期的王振，明宪宗时期的汪直、怀恩，明世宗时期的陈矩等，明神宗时期的冯保。

　　司礼监

　　司礼监是干什么的?

　　我们看到的影视剧，司礼监的太监都那么牛，有的被称为“立皇帝”，有的称“九千岁”，其实，最早司礼监就是二十四监之一，一个“掌礼仪”的普通办事机构，太监们就相当于勤杂工，也没有秉笔太监、掌印太监之说。

　　那时候朱元璋对太监们管理很严，认为他们都是阴险小人，不许干政，甚至都不允许他们读书识字。但是后世子孙显然没他那个政治热情，更没他那个能力，政务根本处理不过来，需要有信得过的太监协助。从成祖朱棣开始，太监们就逐渐走进政治生活，甚至从小就有老师专门教授文化。

　　司礼监的职责，随着这个变化，地位越来越重。明英宗即位时才八岁，只能由太皇太后张氏秉政，张氏又没法和内阁议事，就是就令内阁，在奏章中列出处理意见，由皇帝做选择题，即所谓的票拟。这样一来，皇帝只需要选择“照准”还是“不准”就行，这就是所谓的“批红”，批红就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

　　张太后

　　从此，后宫二十四监、四司八局的大权，都逐步归集到司礼监，慢慢形成了以掌印太监为首，秉笔太监为辅的“第二内阁”，掌印太监成了事实上的“内相”。到了明武宗时期，“遂专掌机密，凡进御章奏及降敕批疏，无有不经其出纳者”。

　　司礼监为何能突破朱元璋的戒律，进而变身帝国最有势力的群体呢?一是环境使然，太监成天与皇帝生活在一起，有的是皇帝幼时的保姆，感情深厚，信任度远超别人;二是太监们整体素质的提高，有能力帮助皇帝分担工作中的重负;三是出于掣肘内阁的政治需要，司礼监成为对抗内阁的第二股势力，相互制衡。

　　秉笔太监的职责和地位如何?

　　秉笔太监有批红特权，也就是代替皇帝在奏疏上批复意见，当然批复时，用皇帝才能用的朱笔，所以叫“批红”。看起来秉笔太监似乎是最牛叉的，其实不是。

　　正常情况下，奏疏已经由内阁草拟了处理意见，批复的时候只需要批复准与不准即可，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成分，只能按皇帝的意见批复。所以，秉笔太监其实就是个书写机器。

　　太监形象

　　如果秉笔太监仅仅是书写机器，何来位高权重?原因就在于，秉笔太监除了批红外，有时候还要负责草拟圣旨，向外臣传达皇帝的口谕等等。这个学问就大了，皇帝的意思能不能表到位?表达过程中有没有“携私夹带”，全看秉笔太监的本事了，口谕更是如此。

　　当年刘瑾把持朝政，靠的就是一支笔，在皇帝和大臣之间，怎么说全凭他一支笔，玩弄皇帝和朝臣们的本领，不是一般的高，连掌印太监张永都不得不服。

　　掌印太监的职责和地位如何?

　　字面上看，掌印太监就是盖章机器。玉玺代表皇权，掌印太监有审核权，你可以欺骗任何一个人，却欺骗不了掌印太监，他才是最终的把关人。

　　而且掌印太监提督东厂，为内监之首，后宫的一应大小事务，皆决于掌印太监，所以，掌印太监才是太监中的老大。

　　冯保

　　不过，在人治社会，凡事都有特例，复杂的政治斗争，随时可以改变一些惯例，比如魏忠贤虽然是秉笔太监，但权势却比掌印太监王体乾大。

　　说起来好笑，魏忠贤这个秉笔太监秉不了笔，他不识字，“忠贤不识字，体乾与永贞等为之谋主，遇票红文书及改票，动请御笔，体乾独奏，忠贤默然也。”

　　王体乾执笔盖章一人包办，只要魏忠贤批准即可，掌印太监成了秉笔太监的打工仔!

　　为何是这么个结构，因为王体乾资格比魏忠贤老，起点比魏忠贤高，但是王体乾懂事，早早投靠了魏忠贤，凡事以魏忠贤马首是瞻。既然如此，魏忠贤也就犯不着非得干掉王体乾。

　　黑白分明的太监群体

　　陈矩

　　我们看到的明朝太监，都是坏得头顶冒疮脚底流脓的家伙，其实有点妖化了这个群体。客观地讲，除了身份上的特殊之处，他们也是一个人，也有常人一般的思想。这个群体有奸也有忠，有恶也有善。

　　比如陪伴崇祯皇帝走到生命尽头的王承恩，耿直尽忠的怀恩，廉洁自守的陈矩，还有那个名垂青史的郑和，他们都是明朝太监中的佼佼者，值得后人尊敬和敬仰的人，他们不比任何一名士大夫做得差，无论能力还是品行。

　　我们之所以只看到太监们的黑，看不到他们的白，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对这个群体的有色眼镜。太监这个群体比较低贱，要么出身贫寒的平民，要么是罪犯家属，都是一些文人士大夫看不起的群体。

　　魏忠贤

　　阉割之人，在文人士大夫眼中就不算人，这个有色眼镜，从太监诞生之日起就存在。古时候有腐刑，受刑的叫刑余之人，万人鄙视。司马迁能写出《史记》，跟他受刑后极度的悲愤心境有关，他说：“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就是表明，为了这部《史记》，我选择了最屈辱的生活方式。

　　综上所述，司礼监之所以走上权力的顶峰，其实是大明政治生活的走向，与他们所处的特殊环境相切合，被皇权选中，作为可信赖的群体，用以掣肘内阁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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