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民族等级制度分几等？元朝禁止异族通婚吗？

　　元朝的民族等级制度分几等?元朝禁止异族通婚吗?接下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欣赏。

　　说到元朝时期的蒙古人其实大家也懂的，好吧，他们真正的掌握了政权，为了稳固他们的政权，所以就搞了个什么民族等级制度，把汉人和什么其他民族的人都分开了，这个就显得十分的有意思了，那么这个奇怪的民族等级制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还有他们之间是否能通婚呢?也就是说汉人和蒙古人是不是能通婚了?下面就着这些问题我们继续分析揭秘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吧，感兴趣的老哥别错过了!

　　元朝是蒙古人建立起来的政权，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幅员广大的国家。在灭亡金朝后，在其境内出现了较大的民族间和区域间经济、文化的差别，灭亡南宋以后，这种区域间的不平衡进一步扩大。蒙古人作为统治阶级，治理下的民族众多，内部统治面临着一定的压力。为了更好的实现其统治，蒙古统治阶级采取一切措施来维护蒙古人的特殊利益，稳定政权。

　　元朝实行严格的民族等级制度,由50万蒙古民族统治5800万人口的中国是前所未有的,为了维护政权,加强统治,于是采取民族压迫和民族分化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元朝的社会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等级制度的变化越来越明显，四种等级人的形成，成为了元朝社会等级制度的具体体现。

　　“四等人制”一词最早是由民国学者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提出的，这一制度体现出了元朝统治政策与其他朝代“与众不同”之处。元代的四等人制，是元朝法定的民族等级制度。即元朝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统治特权，削弱各族的反抗，采取了分化的民族压迫政策，把全国人民划分为四个等级，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少数民族政权在面对人数众多的各族子民时，通常会建立类似的民族分化制度。据《辽史》记载：“太宗兼制中国 , 官分南、北 , 以国制治契丹 , 以汉制待汉人”。

　　现实的民族差别、区域差别正是四等人制产生的客观原因。而且四等人制在政治、法律和经济上的地位，都有不同的规定，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成分。如地方机构中的达鲁花赤掌握实权，而此职只能由蒙古人担任。蒙古族在各等人中名列第一等，是元朝的“国姓”。色目人继蒙古人之后名列第二等，主要指西域人，如钦察、唐兀、畏兀儿、回回等。汉人为第三等，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较早被蒙古征服的云南(大理)人，东北的高丽人也是汉人。南人为第四等，也叫蛮人、新附民，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内各族(淮河以南的人民)。

　　元朝在实行民族歧视、压迫政策的同时，又对各民族上层进行了拉拢和联合，甚至给予他们许多特权，以扩大蒙古贵族的统治基础。元朝的这种民族政策，体现出其政权是以蒙古贵族为核心、包括各族上层在内的封建统治阶级联合专政。

　　相关历史资料佐证，四等人制度是最早出现于忽必烈至元二年，而且经过不断的发展，并在以后的岁月里进一步完备。在元朝五世十一帝，九十八年的统治中，虽然有着以四等人制为基石的严格社会等级划分，但是元朝不禁异族通婚。也就是说四个等级之间的人们是可以相互通婚的。这点可以从元至元八年二月，忽必烈颁布的圣旨条画中的一款看出：“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

　　按照《元章典》的相关记载，在各个等级的通婚方面，包括了三项准则：

　　第一，尊重各族的婚俗，各族的人自相婚姻，各从本俗法;

　　第二，以男子为中心，各族的人递相婚姻者，以男方婚俗为主;

　　第三，以蒙古人为上，他族男子与蒙古女子为婚，不必以男方婚俗为主。

　　其次，元代时候，蒙古贵族与平民不相通婚;贵族之间彼此嫁娶，称为“忽答”，即姻亲;此外，“安答”之间也互相嫁娶，结成“安答忽带”，即义兄弟姻亲关系。

　　然而在实际上，元朝并没有把四等制度做硬性规定，实如果你只看元代法律条文的话，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制度，它与其说是个制度不如说是在元代社会中一个几乎公开化的潜规则。作为统治者的蒙古人，在面对文明和社会制度都高于其的汉人阶层时，防范之心时比不可少的。《草木子》记载：“天下治平之时， 台、 省、 要官皆北人为之， 汉人、 南人， 万中无一二; 其得为者， 不过州、 县卑秩， 何亦仅有而绝无者也。”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元朝时期，各族之间可以自由通婚，但蒙古人还是有着独有的特权。在那个时代，汉人的地位是比较低下的，每个村庄都有蒙古人驻扎来当保长，直到明朝建立后，汉人才逐渐有了自己的地位。

　　“四等人制”这种不公平的民族等级制度，存在严重的区别对待。《元典章》卷四三有明确记载：“至元二年(1265年)二月，忽必烈下诏，凡杀人者虽偿命讫，仍征烧埋银五十两。若经赦原罪者，倍之。”《通制条格》规定蒙古人在于汉人发生斗殴时“汉人不得还报， 指立证见于所在官司陈诉; 如有违反之人， 严刑断罪。”这些双标方式，使得占元朝统治下人数的汉人愈发不满元朝的统治。

　　无论是《西域人与元初政治》一书还是《剑桥中国史》，都对“四等人制”持弊大于利的观点，即便其曾在元朝社会中发挥过加强统治的作用，但是在最终落实和推行到全国的实际影响上，使得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矛盾加剧导致社会动荡，直到最后元朝的统治被农民起义所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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