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在位时的一个政策为后世埋下祸患，文帝景帝束手无策武帝一招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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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秦始皇灭六国后，采纳李斯的建议，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政权机构。

　　秦朝的中央行政机关实行三公九卿制。

　　地方行政机构，废除了春秋战国时期通行的分封制，改为郡县制。

　　地方共分郡、县两级，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

　　郡设守、尉、监(监御史)，郡守掌治其郡，郡尉辅佐郡守，并典兵事，郡监掌监察事宜。全国最初的设置是三十六个郡，后来又陆续增设至四十一郡。

　　这本来是一个极好的政治制度。但是秦王朝还没有享受到这种制度的红利，就二世而亡了。

　　三公九卿制

　　刘邦建立汉朝后，基本延续了秦始皇创建的的政治体制，只是有了稍微一点的改动。但是就这么稍稍的一改动，却为后世的子孙埋下祸根。

　　早在楚汉争霸时期，刘邦为了网罗天下的各股军事力量，好联合起来与项羽争夺天下，曾分封了一批异姓王。他们聚集在汉军的大旗之下，最终帮助刘邦完成帝业。

　　所以，汉朝建立以后，刘邦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又恢复了秦朝已废除的分封制，采用郡县与封国并行的体制。

　　但是时间不久，他又后悔了。他认为异姓王只能利用，不可信任。因此先后以种种借口先后解决了燕王臧荼、楚王韩信、赵王张敖、代相国阳夏侯陈豨、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

　　异姓王中唯有长沙王吴芮因势小不构成威胁而得以保存。

　　刘邦

　　本来铲除对大汉江山有潜在威胁的异姓王之后，趁机完全恢复秦制，那什么后祸都没有了。但刘邦当时脑子没转过这个弯，画蛇添足的开始分封刘氏子侄为同姓王，并与群臣定下白马之盟，即“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她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皇后和皇太后，同时也是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性，由此开启了汉代外戚专权的先河。

　　吕后临朝，极力培植吕家势力，削除刘家势力，先是杀了刘邦的儿子赵王刘友，后让自己的兄弟做了各地的藩王。这一时期刘姓被压得抬不起头，而吕姓则甚嚣尘上。

　　吕后病死之后，诸吕惶惶不安，害怕遭到伤害和排挤，于是他们在上将军吕禄家中秘密集合，共谋作乱之事，以便彻底夺取刘氏江山。

　　齐王刘襄为了保卫刘氏江山，他决定起兵讨伐诸吕。随后与开国老臣周勃，陈平取得联系，设计解除了吕禄吕产的兵权，诸吕不分男女老幼全部被处死，吕氏集团彻底覆灭。

　　从刘襄的起兵就可以看出，当时的藩王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实力。

　　吕后

　　汉文帝即位后，励精图治，汉朝进入强盛安定时期。当时百姓富裕，天下小康。

　　汉文帝时，先后发生了济北王和淮南王的叛变，但随后迅即平灭。针对上述，贾谊上《陈政事疏》(即《治安策》)，提出在封国条件下，不管是刘姓还是异姓王，他们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时，最后都是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的。

　　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对他们进行分割，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汉文帝虽然很欣赏贾谊的建议，但他对诸侯王始终采取的是以德服人的态度，说白了就是采取的姑息政策，所以只是欣赏，并没有采纳。

　　所以，压制诸王这个问题，在他任上没有解决，只是把包袱甩给了他的继任者汉景帝。

　　汉文帝

　　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但过了几十年，到汉景帝时期，由于国泰民安，所以大批流民还归田园，再加上人口的繁衍，各列侯封国的人口大增，大的已经达到三四万户，具有了相当的实力。

　　此时的御史大夫晁错，他摒弃贾谊《治安策》的策略，提出了《削藩策》，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以疾风暴雨式的强力手段进行削藩。

　　当时的藩王好几辈人所占有的土地和拥有的人口，都属于自己的私产，现在中央要强行剥夺掉，无异于从虎口夺食。

　　因此晁错的“削藩策”一出台，立即激起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一些诸侯王的强烈反对。

　　最后吴王打出“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串通胶西王昂、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举兵叛乱，形成诸王合力对抗朝廷态势。

　　汉景帝

　　当时削藩时，汉景帝根本没有意识到会引起这么大的祸乱，立即找晁错商讨解决办法。

　　谁知晁错提出这个建议，也是只想到前半截，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后手。此时动乱一出现，他也没了主意。

　　在这个紧急状态下提出一个汉景帝无法接受的建议，即让皇帝御驾亲征，而他自己则留在朝堂，保卫京畿。

　　汉景帝一看，这是什么对策?这不是让自己以身试险吗?于是听从了袁盎的建议，腰斩了晁错，以恢复藩王故土的办法来换取七国罢兵。

　　但此时的吴王联军觉得胜利在望，并不息兵。汉景帝没办法，派太尉周亚夫率 36 将军还击吴楚，并以大将军窦婴率军策应配合。

　　晁错被杀，吴王联军“清君侧”的理由不存在了，成了彻底的叛乱行为。所以周亚夫以正义之师打击叛军，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将叛乱彻底平定。

　　七国之乱平定之后，汉景帝趁机将各诸侯王的权利收回中央，又大量裁撤诸侯国的官吏数量，诸侯王不再有享有行政权和司法特权。

　　虽然“七王之乱”最终得以解决，但动荡期间朝廷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很昂贵的。

　　晁错

　　到汉武帝时期，他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可以推恩将自己封地分给子弟，由皇帝制定封号。

　　这么看起来是皇帝厚待藩王的子孙，让每个人都有一块封地，实际上却使每个封国的面积都化整为零。这样裂变的结果，就是过不了几代，每个王的封地就很零碎了，再也没有力量与中央朝廷相抗衡了。

　　这是一个很高明的办法，也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七国之乱

　　结语：

　　同样是削藩，汉景帝和汉武帝因采取的方式不一样，他们的政治手段高下立判。

　　汉景帝是用狂风暴雨式的雷霆手段来解决问题的，改革的成本十分昂贵。

　　而汉武帝的推恩令，是用的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这个手段的高明之处，在于汉武帝本人是以赏赐的名义来分解诸侯国，这对他的名声不但没有任何影响，反而还赢得了仁政的称赞，而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汉武帝没有动用过任何兵马。

　　不光是没有花费什么成本，还赢得了好口碑!可谓是一举多得。

　　所以，这么看起来，先不说别的历史贡献，就此一条，汉武帝的历史地位超越他老子，是没有一点疑问了吧?

　　汉武帝

　　最后的结论：

　　现在，我们对刘邦、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这四位帝王，可以来个最后的评判了。

　　刘邦的政治手段是利用自己绝对的威望来行事，他杀伐决断。由于刘邦有善于纳谏的性格，所以他的身边总有智谋之士给他出主意，他一般不会出现关键性的失误。

　　汉文帝因为出生卑微，当皇帝具有偶然性，所以他做事比较柔和，有一种得过且过的思想。同时用“休养生息”来治国，虽然没有大的发展，但也出不了大乱子。

　　汉景帝由于缺乏政治智谋，做事没有前瞻性。由于自己的优柔寡断，显得自己没有主见，这样很容易被身边的人所左右。当国家出现动乱时，有些顾此失彼。

　　汉武帝是个高瞻远瞩的皇帝，他知道在什么事情上要用铁血手段，比方说在对待外戚、对待匈奴上，就十分的果敢。

　　但他并不是总用这种强硬手段，有时候做事有相当的灵活性。比方说“推恩令”的实施，既有策略，又有效果，还赢得了好口碑。

　　无论智谋也好，还是完成帝业也罢，都具有“千古一帝”的水准。

　　所以说，要给他们四个以历史地位排个名次，应该是这样的：

　　汉武帝>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

　　不知这个排名是否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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