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权私人化会指的是什么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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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国家公权的私人化，民怨必然四起，官场日显丑态。国家曾经的公权，在私人化的同时也将国家机器送进深渊。在明朝，有一种最着名的酷刑叫“剥皮揎草”。对此酷刑，民间所能给出的最通俗解释就是，将一个活人的皮剥下来，做成袋状，在里面填充稻草后悬挂示众。传是地狱当中，对罪大恶极的灵魂施行的酷刑。为打击腐败，整顿吏治，明太祖朱元璋将此刑运用到现实中。

　　根据《大明律》规定，官员贪污数额在六十两白银以上的，就要枭首示众，并将尸体剥皮揎草，置于衙门官座旁，让继任官员触目惊心，起警戒作用。历史上，很少有皇帝有此爱好，只有土匪、流寇和酷吏才下得了手，但明初的几个皇帝，竟对此都乐此不疲。并且还剥皮剥出了心得，出台了“红头文件”，规定：如果让被剥皮者早死了，行刑之人坐死。

　　朱元璋时期，各州县均设有“剥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无需审判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如空印案、郭桓案等，导致数万人被连累致死。那时候，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刑的，每年数万人。不过，这其中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明王朝最终仍然陷于腐败泥淖而不拔!原因吗?国家公权私人化了。

　　北宋后期，河北是朝廷重兵之地。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军事重地，拥有大权的高级干部，仍然公权私用，无恶不作。那个臭名昭著的蔡京，利用至高的权位，在河北安置自己亲信，重用一些昏官贪官，比如童贯，就是他的得力干将之一。此人在河北这样的军事重地工作，不是用权力守好边防，而是用权力搜刮民财，挥霍无度。还因为强逼百姓交什么役夫钱，激起河北民众反抗，破坏了国家北方的重要军事防线。

　　明朝的故事，如今正在热卖。在这个王朝，官员们玩弄公权，公权私用现象极为普遍。如河北蔚州(今河北蔚县)人王振，他在明英宗时得宠，掌司礼监。这人建造私第、佛寺，利用权力排斥异己，陷害忠良，搞得皇帝都不得不叫他“先生”，王爷侯爷们呼之为“翁父”。甚至当时为了得到瓦刺良马，不仅优待瓦刺贡使，而且竟敢动用兵库箭镞来交换。

　　他死后，从他家中没收的财富，金银60多库，玉盘数百，高达六七尺的珊瑚珍品20多件，珍玩珠宝不计其数。明朝的另一宦官曹吉祥，因率兵迎英宗复辟有功，升司礼太监，总管三大营，门下厮养冒官者达千百人，家财数万，权势倾朝。而历朝历代，官员只要手中权力坐大，首先做的事情，就是用手中权力，大肆提拔自己的人，然后就是用手中权力办私事、发横财。

　　西汉历史上，曾有过一次胎死腹中的“限田之议”。当时，担任大司马的王莽，面临两大社会难题：一是土地兼并疯狂。其实，这问题西汉初期就已经产生，到成帝、哀帝的西汉末年更是严重，贵族阶级占地越来越多。最终结果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或流离失所，或沦为奴隶，或铤而走险，矛盾加剧。一是奴隶制过于残酷。这些最终导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民众揭竿而起，可以说是官逼民反。

　　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三月，在位26年、无子、46岁的成帝，暴死于未央宫。当时18岁的定陶王刘欣继位，也就是后来的汉哀帝。刘欣一当皇帝，祖母家的、母亲家的人，个个封官加爵。祖母傅氏还被封为恭皇太后，与真正的皇太后王政君并尊。史料记载，一次酒会上，傅太后座位与王太后座位平等摆放。王莽大怒：傅太后出身不正，怎能与至尊的王太后并排坐?便让人搬走。傅太后咽不下这口气，结果王莽被罢官，打道回南阳老家了。

　　后来，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领尚书事等，几个稍有远见的大臣，试图解决这两大社会问题，他们提建议限制私人占有田地和奴隶的数量，诸王、列侯、公主占的田应有个限度;关内侯、官吏和民间富人占田不许超过30顷;诸侯王的奴婢不超过200人;列侯、公主的奴婢不超过100人;关内侯、官吏和民间富人的奴婢不超过30人，但哀帝对此并不“感冒”。这就是西汉的“限田之议”。

　　公权私化主要表现在公共机构负责人之间、公共行政机构之间争权和揽权，由此引发权力寻租、公款私用、公车私用、滥用公款，致使官官相护、部门互保以及五花八门的潜规则，公共财政开支不透明，监督流于形式。国家权力私人化，官员以权谋私就会激起民怨!

　　何谓“公权私用”?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公开的、体制外的“公权私用”，如贪污受贿、卖官爵：二是隐秘的、体制内的“公权私用”，如通过行政法规、部门章程将部门利益制度化、私人化。不过，关于权力的来源，古今中外认识各有不同。在“君权神授”的封建社会，权力来源于上帝，赐予国王。普通庶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第一次把权力从虚幻的上帝手中交还给了公民。“人生而平等”成为各国宪法的立足点和普遍的价值观念。各国宪法将公民的权利，看作是国家的核心价值，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宪法创制了极其复杂的国家机器，并且千方百计地限制权力机关权力的扩张。

　　古代有一则笑话，京城一个老太太死了，让人写神主，家属要求无论如何和官府拉上关系，但其近亲远亲都没有为官的，题写神主的先生只好大笔一挥：“国子监祭酒隔壁的隔壁的隔壁王婆之神主位。”这种曲里拐弯的攀附，就充分说明，因为和权力扯上关系，能给人带来实际利益，这也是中国“官本位文化”，数千年不衰落的根本原因。

　　公权私用滋生特殊的腐败，和珅腐败案就很典型。和珅成为清代第一贪、千古第一贪，源于乾隆皇帝的个人需求和特别授权。和珅因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一举成名，“反腐英雄”被乾隆皇帝提拔为户部尚书。时隔一个月，乾隆给和珅6岁的儿子赐名丰绅殷德，又将自己最宠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许配给丰绅殷德，成为皇亲国成。后和珅因与大学士阿桂联手镇压甘肃苏四十三造反有功，改任兵部尚书。

　　乾隆四十一年，27岁的和珅被授予军机大臣，权倾朝野。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时，就曾听说“许多中国人私下称和珅为二皇帝”。乾隆皇帝授予财政、国防、人事三大权力，还授予亲家和女婿代收代保管朝臣和各地贡品的特权。和珅大权在握，特权在手，不腐败都由不了自己。

　　事实证明，如果对权力，人人有一种敬畏之心，腐败就会大大减少。反之亦然。小伙伴们，你们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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