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是如何崛起的？哪些生意挑起了晋商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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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之前的《潜流》节目中，我们介绍了明清时期最早崛起的陕西商人，紧随其后的就是山西商人。陕西与山西素有“秦晋之好”的传统，在商业领域也有类似的现象，两大商帮在全国市场上与其它商帮较量时，往往会结成商业同盟，在许多城市里都有“山陕会馆”，就是两大商帮密切合作的见证。在明朝中期以前，晋商是秦商的小老弟;明朝中期以后，两者地位大体相当;到清朝的时候，晋商开始反超老大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晋商的崛起之路。

　　盐贸易：秦晋商人殊途同归

　　晋商与秦商赚第一桶金的模式完全一样，都是为明朝运送军粮获得销售食盐的专卖权，在盐贸易中发了大财。两大商帮的成功模式可以概括为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明朝建国初期，为了防止元朝蒙古残余势力卷土重来，朝廷在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绵延万里的北部防线上设置了九大军事重镇，驻扎了80万边防大军，30多万匹战马，形成了一条中国北部巨大的军事消费地带，全国物资向北方流动造就了明朝初期远程贸易的大风口。地利，就是山西与陕西比其它商帮更靠近九大军事重镇，他们都采用了在军事重镇附近进行大规模商业屯田的模式，从而在军粮运输的成本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人和，就是山西地少人多，又处于沟通蒙古草原与中原贸易的连接枢纽，自古就是商人辈出的地方，与北方大草原通商的传统极为深厚。

　　我们都听说过山西商人有走西口的传统，这个传统始自明朝正统三年(1438年)。朝廷为了解决军队战马缺乏的问题，允许山西和陕西等北部边疆省份从事盐马贸易，以食盐换取边地的马匹。于是，山西商人从杀虎口和张家口两个方向涌向关外，杀虎口在西边，所以叫西口，走西口说的就是出杀虎口进入草原。张家口在东边，所以叫东口。山西商人赶着骆驼，驮着食盐深入蒙古草原进行盐贸易，将商业网络扩张到鄂尔多斯大草原的腹地。山西商人重点经营包头以东的前套地区，而陕西商人则主攻包头以西的后套地区，形成了山西商人出关后偏向东北方向发展的贸易格局。

　　不过，山西商人盐贸易的好日子到了明朝中叶就出现了重大变化。朝廷财政开支越来越大，而收入却停滞不前，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开始大规模超发盐引，也就是盐贸易的批文，结果导致批文总量远远超过了盐场的产盐数量。商人们自己掏钱运军粮，相当于替朝廷垫付了大笔军费，结果拿到的批文到了盐场却领不到食盐，商人们只有苦等。有的商人在盐场等了两代人数十年也回不了家乡，大批中小商人纷纷破产。朝廷盐粮挂钩的军粮供应制度濒临崩溃，朝廷被迫变法，运粮换盐批文，改为拿银子买批文，朝廷以增加的财政收入给边防重镇在当地买粮。如此一来，山西和陕西的商人们纷纷放弃了在边疆搞的商业屯田。

　　这是个市场经济的问题，盐贸易的巨额利润贴补边疆种粮是有利可图的，但既然拿钱就可以买盐引，那屯田的亏损买卖就没人做了。所以盐法改革之后，边疆的粮价暴涨，军费严重不足导致边防部队的供应严重恶化。

　　既然边疆屯田不如到两淮直接买盐批文更划算，于是，晋商与秦商大规模南下淮盐的贸易中心扬州。晋商以扬州为大本营，开始向长江以南扩展商业网络。在南方，他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这就是南茶北运，而清朝的建立为晋商开展茶叶贸易提供了重大机遇。

　　万里茶贸易：晋商的异军突起

　　我们刚才提到晋商出西口之后朝东北方向发展，他们在明末就与满清贵族开始做生意。晋商兼具政治头脑和商业精明，他们充分利用与努尔哈赤家族密切接触的机会，不仅在贸易中获利丰厚，更重要的是积累了满清贵族对晋商的政治信赖。晋商甚至为满清提供关内的大量情报，对后来清朝入主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清朝建国之后，皇帝亲招八大晋商入北京，成为拥有贸易特权的大内皇商。康熙历次御驾亲征西北，晋商又跟随大军负责军需供应，为平定边疆叛乱再立大功，朝廷对晋商更是格外恩宠。由于晋商获得了巨大的政治优势，在商业贸易上可谓顺风顺水。

　　相对而言，陕西商人却走上了被逐渐边缘化的道路。老秦人以正统汉文化的继承者自居，在扬州高举反清大旗，与清军进行殊死抗争，后果当然不言而喻。陕西商人在扬州的势力被彻底摧毁，被迫向大西南进行战略转移，他们以四川自贡为商业基地，大规模投资了自贡井盐的开发，占到了井盐资本总量的70-80%。陕西商人以井盐贸易为核心，开始向贵州和云南进行商业扩张。直到乾隆年间，陕西商人在自贡建立的“西秦会馆”时，还在匾额上公然表达反清的意志，“钦崇历有唐有宋有元有明其心实唯知有汉，徽号或为侯为王为君为帝当日只不愧为臣”。在西秦会馆的那条街上，凡是进入陕西商人开的茶馆，客人只要高呼“反清复明”，茶水一律免费饮用。

　　不过，在商言商，虽然秦商与晋商在政治倾向上各有选择，但在生意上还是相互照应，关系处得很融洽。

　　在晋商获得的贸易特权之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清政府授予了晋商在中俄边境城市恰克图从事茶叶贸易的垄断权。恰克图在贝加尔湖以南，靠近今天外蒙古的边境。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晋商立刻开始利用在南方建立起来的商业网络，着手打造中俄之间的茶叶贸易之路。

　　山西并不产茶叶，清朝以前，晋商很少涉足茶叶贸易。但中俄茶叶贸易垄断权可是一个相当诱人的好买卖。俄罗斯远东地处高纬度地区，平常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居民以肉类为主，由于茶叶可以补充维生素等营养物质，使俄罗斯民众对中国茶叶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俄罗斯人不论贫富，年长还是年幼，都酷爱砖茶，午饭之后必须喝茶，每天喝茶高达五次之多。

　　为了满足俄罗斯茶叶大市场的独特需求，山西商人跑遍了中国南方的茶叶产地，仔细寻找能满足俄罗斯人口味的茶叶，最终晋商把目标锁定在江西的赣茶和福建的武夷山茶。他们在江西上饶的河口镇建立了茶叶贸易中心，此处是信江和铅山河的交汇处，既可就近收购江西的各地名茶，同时，从福建武夷山采购的茶叶经崇安县的分水关，由铅山河也能水运到河口镇。当年河口镇沿江拥有十几个码头，停靠船只多达数千艘，商船常常要苦等三天才能找到泊位。可以说，晋商的进驻直接促成了河口镇的崛起。

　　两省茶叶由河口镇出发，沿信江进入鄱阳湖，经长江到汉口，转汉水到襄樊，再经唐河到达河南南阳的赊店镇弃舟登岸，走陆路过黄河，从河南的清化镇进入山西的晋城地区，然后抵达晋商的大本营平遥、祁县、太谷进行加工分包。因为蒙古人与俄罗斯人的口味很不一样，而且各地的茶叶需求量也不同，所以茶叶需要在此进行分流。接着运茶商人向北经太原、忻县，出雁门关，在黄花梁分为两路，一路去呼和浩特，另一路经大同到河北的张家口，再转向西北方向的乌兰巴托，最终抵达边境贸易重镇恰克图。这条几乎跨越了整个中国的万里茶叶之路，为晋商带来了125%的商业利润。从恰克图开市以来，晋商每年大约出口4万箱茶叶，价值200多万两白银，然后逐年快速攀升，到了19世纪中叶的1852年，晋商出口茶叶高达17万箱，价值上千万两白银，一度占到俄罗斯对中国贸易总量的60%。晋商垄断中俄茶叶贸易长达近150年，总盈利高达数亿两白银，成为晋商最重要的贸易支柱。

　　我们以前讲汉口的节目中说过，俄罗斯商人在汉口投下巨额资本建立了大型茶砖厂，就是因为中俄的茶叶贸易规模相当惊人，晋商赚走了大部分利润，俄罗斯商人必然会来争夺。

　　万里茶叶之路属于超远程贸易，每年运输数百万两白银的巨款极为不便，也非常不安全，而且资金压占周期长达一年之久。晋商迫切需要一种重大的金融创新来解决资金运转的难题。

　　太谷：晋商的金融中心

　　为什么票号的商业模式会最早出现在山西?这是因为山西早在票号诞生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套中国当时最先进的金融制度。

　　清朝时期，晋商与蒙古人做生意一般是以货易货，后来与俄罗斯人做生意开始也是以货易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茶叶出口量远远超过了从俄罗斯的进口量，俄罗斯就将波罗的海贸易的白银大量转向中俄贸易。双方交易达成了，但运输银子却需要时间，商人们为了结算方便就约定了账期，一般是每年总结账一次。

　　当然，要经营每年数百万两白银的中俄茶叶贸易，山西商人需要大规模的贸易融资。举个例子，一个山西商人从太谷县借到银子，由镖局一路护送到福建采购茶叶，然后运往恰克图卖给俄罗斯商人，等茶叶出售得到银子之后，还要由镖局把银子运回太谷才能偿还贷款，来回运输银子都离不开镖局，镖局银子运到作为清算完成的最终标志。所以山西商人的贷款账期都以镖局运输时间为基准，这就是所谓的“标期”。一个全程茶贸易跑下来，镖局运输银子需要一年时间，所以这种贷款的标期就是一年期。不过，更多的山西商人跑不了中俄茶贸易的全程，他们像接力赛一样，大家分段转运，这样一来，镖局运输银子的周期就大大缩短了，这些短期贷款的标期一般分为春夏秋冬四种，每期三个月。

　　那么标期之内的贷款利率怎么形成的呢?

　　晋商的金融中心在山西的太谷县，无论是从事茶贸易、盐贸易或粮食贸易，各路晋商都把贸易利润首先集中于太谷，办理白银交收。然后由当地的商人们根据银根的松紧情况，共同制定贷款基准利率。于是，太谷的金融市场形成了各种期限的贷款利率，被称为“标利”。贷款期限20天、1个月、3个月、1年等不同金融产品的利率各有不同，比如3个月的春季标的开标利率为2%，一年期的春季标利为9.6%。开标之后，在每日市场交易中，标利都会波动。当太谷的标利发生变化时，周边的祁县、平遥，还有西口的贸易中心呼和浩特、东口的贸易中心张家口，各地的放贷利率都会立刻跟随太谷的标利上下浮动。

　　太谷县实际上已经进化出了一种类似于现代货币市场的机制，参与者包括当地的存贷款金融机构，如钱庄、银号、账局、印局，还有拥有大量现金储备的投资人，以及需要融资的贸易商人，他们在货币市场中交易不同期限的标利贷款，这些贷款本质上相当于短期商业票据，标利的浮动形成了金融产品的收益率曲线。而太谷、祁县、平遥、呼和浩特、张家口五地的资金市场相互连通，太谷的基准利率报价对各地的贷款利率产生了即刻的影响力，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利率传导机制相当灵敏。

　　仔细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在上海开埠之前，山西是唯一存在货币市场的地区，而且这个市场流动性强，利率市场化的程度很高。实际上，票号的商业模式必须依赖高度发达的货币市场，同业之间的资金拆借是票号生意走向全国的先决条件。

　　应该说，票号首先诞生在山西，绝不是偶然的。我们下期将重点介绍山西票号这一重大的金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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