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瘟疫是怎么样的？古代出过哪些重大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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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武汉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情况，让很多人最近的关注点都在这件事情上面，社会上也有很多情况发生，相信大家都有一定的了解了。不过，其实这样大规模的传染病也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了，而且在古代也有过，有一个词大家都很熟悉就是“瘟疫”。我们常常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瘟疫发生的时候人们都是非常恐慌的，那么古代的瘟疫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最重又是怎么样被治好的呢?

　　1.古代的瘟疫是什么

　　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无数的瘟疫，其中有些瘟疫特别严重，对人类后代的影响巨大的有：非典、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等。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丹溪心法·瘟疫五》：“瘟疫，众人一般病者是，又谓之天行时疫。”其发病急剧，证情险恶。若疠气疫毒伏于募原者，初起可见憎寒壮热，旋即但热不寒，头痛身疼，苔白如积粉，舌质红绛，脉数等。治以疏利透达为主，用达原饮、三消饮等方。若暑热疫毒，邪伏于胃或热灼营血者，可见壮热烦躁，头痛如劈，腹痛泄泻，或见衄血、发斑、神志皆乱、舌绛苔焦等。治宜清瘟解毒，用清瘟败毒饮、白虎合犀角升麻汤等方。参见疫、天行、时行、温疫发斑等条。

　　2.古代的瘟疫是如何发生的

　　中国的古装剧中经常有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存在——“瘟疫”。所谓的瘟疫，按照今天的理解，即一种易流行的急性传染病，有点类似于西方的黑死病。在中国的古代，每当瘟疫发生时，经常会发生大量的人口死亡，人民苦不堪言。瘟疫究竟为何会发生呢?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个方面是瘟疫的产生与传播。产生原因可分为两个要素。一是自然因素，即我们熟知的四种自然灾害：水灾、旱灾、蝗灾、地震。这四种灾害的发生经常是很难预料的，而且它们有时甚至是相伴而生，造成严重后果。水灾和地震的直接后果都是人和牲畜的大量死亡。大量的人畜尸体若得不到及时的处理，便容易形成疫病的传染源。旱灾和蝗灾则是造成庄稼欠收，粮食不足，继而导致人畜的死亡和传染源的形成。二是社会因素，包括战争和饥荒。战争在古代并不少见，比如王朝交替时的战争、民族之间的争夺、以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战争之后，不免尸横遍野，死伤无数，如果处理不周，也容易形成疫病。至于饥荒，它的结果和前面的例子非常相似，不再赘述。

　　当这些自然或人为的灾害发生时，人们会进行迁徙来躲避灾难，迁徙使得疫病广泛地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传染。即使不发生迁徙，人们相聚而居，接触频繁，也极易导致疫病的流传。所以一人得病，可能全家乃至全村都跟着遭殃。

　　第二个方面是应对不当。显然，古人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在面对瘟疫肆虐时，人们往往很难有效地应对。就大的社会背景而言，各种自然和人为的灾害在瘟疫来临之前已经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人们早已没有充足的物质条件来及时实行防护和治疗，即使有，效果也相对有限。而中央的救治由于时空的距离，也难以及时到达地方。就个人而言，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人的营养状况变得十分不理想。人体营养缺失或多或少会导致人的免疫力下降，如此一来，瘟疫的发生和传播就更加容易了。

　　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有一个部分是人类在与各种疾病不断斗争。所以，社会的进步亦体现在越来越多的疾病得以防范和治愈，体现在人的健康得到有效和长久的保障。时至今日，仍然有人为了医疗事业的发展而不懈奋斗。生而为人，所以才要更努力地维护生命的意义。

　　3.古代发生过哪些瘟疫

　　先秦时期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瘟疫流行之猖獗。

　　三国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瘟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宋代

　　宋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朝

　　元朝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瘟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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