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经济：农业、手工业、商业飞速发展

　　土地政策随着中原人口的大批南下，不仅使南朝增加了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为南方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南朝政府对北来的流民起初采取侨立州郡的政策，后来，东晋和南朝政府为了扩大剥削对象，改行土断政策。所谓土断，就是撤销侨州郡县和侨籍，让侨户和土著居民一起在当地著籍，并且同样负担国家的赋役。自东晋到陈朝时期，共进行九次土断。其中，364年桓温进行的“庚戌土断”和413年刘裕进行的“义熙土断”，成效最为显著。土断后，南朝境内的侨寓政府便陆续消失了。

　　农业发展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的农业普遍有所发展。比较突出的地区，是长江中、下游的荆、扬二州。扬州是东晋、南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其中都城建康及其周围地区发展很快。东晋在曲阿(江苏丹阳)立新丰塘，溉田八百多顷。宋在湖熟起废田四千多顷。宋向京口、姑熟移民，齐在句容修赤山塘。扬州“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三吴(吴郡、吴兴、会稽)是东晋政府最重要的基地，经济发展尤为突出。东晋在吴兴乌程(浙江湖州)筑荻塘，溉田千顷。宋在乌程修吴兴塘，溉田二千余顷;又在会稽一带开垦湖田，“皆成良业”。东晋、南朝政府的各种支出，主要依靠三吴。洞庭湖周围的荆、湘地区发展也很快 。梁罢义阳(河南信阳)镇兵以后，“江湖诸州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与浙江相邻的闽中、鄱阳湖周围地区，也有较快的发展。此外，淮南地区，土地肥沃，流民集中。寿春附近有芍陂灌溉农田，地方千里，“良畴万顷”，是重要粮食产地。江南地区普遍实行麦稻兼作，岭南种双季稻。元嘉以前，淮南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元嘉末，由于宋魏战争，淮南遭到破坏。经过齐、梁二代的经营，江淮间一些地区的生产也迅速恢复、发展。益州则号称“沃野天府”，物产丰富。广州也是富庶的经济地区。

　　士族田庄在南方经济的发展中，南、北士族地主都采取田庄形式进行生产。其中北方士族南迁时，都带来大量部曲和佃客，唯一缺乏的是田地。因此，他们到处“求田问舍”，不择手段地谋取土地。如刁逵在京口一带掠夺土地达万顷。与此同时，南方士族地主也进一步扩张自己的经济力量。士族地主在他们占领的平原和山泽上建立田庄，当时称为“墅”或“园”。如会稽士族孔灵符在永兴建墅，“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谢灵运在始宁的墅有南北二山，山上有五个果园，沿水渠两岸有大批良田。农业在士族田庄经济中占主导的地位。田庄中有大量的耕地，又有河湖水渠等水利灌溉系统。在耕地上种有稻、麦、粟、桑、麻、蔬菜等作物。仅次于农业的是园林业，经营竹木果树等。此外，还有养鱼业和畜牧业，并从事纺织、酿造、制造生产工具等多种手工业生产。由于从事多种经营，使士族地主田庄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田庄里的生产者，主要是佃客、部曲和奴隶。士族地主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是残酷的。但它把大量劳动人手组织起来，在山区水滨进行垦植，特别是在东晋和南朝前期，士族地主还关心生产的时候，地主田庄对江南地区的开发是起一定的积极作用。以后，由于门阀土族日益腐朽，田庄也就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手工行业东晋南朝时期，纺织业比较发达，养蚕技术已经相当可观，豫章等地一年蚕四、五熟，永嘉等地一年八熟。丝、绵、绢、布等是南朝调税的主要项目，因此纺织是民间普遍的副业。其中荆、扬二州的纺织业尤为发达。锦业在益州也早负盛名。刘裕灭后秦，把关中的织锦户迁到江南。南朝后期，织锦业也发达起来。富豪人家穿绣裙，着锦履，以彩帛作杂花，绫作服饰，锦作屏障。南朝时，政府都设有专官管理矿冶。建康尚方有东、西二冶(宋、齐时有南冶，后废)，州、郡有矿冶的设冶令。另外还有不少私家冶铺作坊。在冶铸技术上，用水排鼓风冶铸已在南朝应用。炼钢技术也有很大进步。那时还发明一种杂炼生铁和熟铁的灌钢法，即把生熟铁混杂起来冶炼，火候到时，生铁先熔化，渗淋入熟铁中，然后取出反复锻炼，就成为优质钢，用来制造宝剑和刀、镰。到三国、西晋时，瓷器的烧制已经达到成熟阶段，东晋、南朝时又有新的发展。当时瓷器的代表性产品是一种通体青釉的青瓷，产地比较集中的是会稽郡(浙江绍兴)一带。青瓷胎质纯，硬度高，釉料匀，通体青莹，造型多样美观。考古发掘，江南许多地区的制瓷技术逐渐成名，并各有自己的特点。造船业在东吴的基础上又有较大的发展。运输、作战用的舰船只很多，往来于东海、南海和内地河道的船只频繁，大者可载重二万斛。造纸业有了新的发展。压光和染色是这一时期造纸技术的新成就。当时纸的名目很多，其中用藤皮造的藤角纸是一种质地优良的纸张 。造纸业的发达对当时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商业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加上江南河流纵横，水上交通方便，为商业发达提供了基础和有利条件。士族豪强兼并土地，官府赋税徭役繁重，许多中小地主和农民被迫从事商贩活动。贵族官僚有免关津税特权，在任期届满时带着大批货物作为“还资”，然后转贩各地。官府征收租调要农民折钱交纳，农民被迫出卖自己仅有的农副产品。因此，南朝出现商业畸形发展的现象。当时南方的重要城市有建康、江陵、成都、番禺(广州)等地。建康是东晋南朝的政治中心，也是长江下游的经济中心。这里“贡使商旅，方舟万计”。萧梁时期，建康城内有居民28万。城内有四个市，秦淮河北有大市和小市十余处。会稽、吴郡、余杭等地也是“商贾并凑”。番禺是海外贸易中心，南洋各国，以及天竺、狮子国(斯里兰卡)、波斯(伊朗)等国的商船，“每岁数至”，或“岁十余至”。江陵“当雍、岷、交、梁之会”，商业也较发达。成都不仅商业繁盛，而且也是高级丝织品的重要产地。市场上既有奢侈品，也有普通的生产、生活用品。商贾小者坐贩于列肆，大者转运于四方。商税是南朝收入的大宗。东晋、南朝都注意货币铸造，但币制混乱，数量不足。

　　自耕农民自耕农是当时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是封建政府榨取的主要对象。他们对政府的负担有租调、杂税、徭役三大项。宋、齐时的田租大概沿袭东晋后期的制度，即口税米五石。户调剥削，在宋孝武帝规定：“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岁输布四匹，只是每户农民应纳户调的平均数目，征收时仍采取“九品相通”的办法，即事先评出户产，定出户等，然后再依照户等的高低分派。在战争时期，一般农民也有兵役负担，各种徭役更是随意征发。于是，许多自耕农破产流亡，越来越多地沦为士族田庄里的部曲和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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