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重庆是中国抗战时首都？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南京距离上海不到300公里，当时的国民政府情急之下移驻河南洛阳办公。3月初，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重要决议。实际上西北地区贫穷匮乏，地方势力强大，加上紧邻晋绥，国防地理毫无优势可言。

　　参谋次长杨杰撰写《关于国防中心问题的意见书》，论述战前可供国防中心区选择的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等五处地方。最不被看好的是南京，安全条件最差。武汉位于华中腹地，近代化程度也不低，不过日军海空力量强大，易于溯江而上。经过一番论证后，谋国之士一般倾向成都、西安，前者的缺点是尚无铁路，有待开发，但四川周围崇山峻岭环绕，不失为“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1933年内斗不止的四川军阀再起纠葛，刘湘一举击败刘文辉，大有统一全川之势。蒋介石开始将眼光转向西南。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也持相同观点：“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向外国联络，有重要意义。”

　　30年代中期，四川替代西北成为抗日战争“战略总后方”的呼声很高，如何把四川纳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成为蒋介石“安内攘外”步骤中的一项重要环节。

日军轰炸下的重庆商业区

　　辛亥革命以后，四川逐渐沦为防区林立，大小军阀混战不休的舞台。经过多年营私内耗，最后剩下刘文辉、刘湘叔侄二人互争雄长。中原大战时，刘文辉等人公开附和“反蒋”阵营，而据守川东门户重庆的刘湘则号召渝市党政军各界“救党驱汪”。反过来，蒋介石支持刘湘统一四川。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电召刘湘入京商讨川省“剿共”及整理川政办法，大体决定仍由刘湘负责军事指挥，南京尽量补助饷款、械弹。作为“回报”，刘湘“允许”南昌行营组建参谋团，进入重庆安营扎寨，督导“剿共”。1935年2月，新一届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正式成立。3月初，蒋介石从汉口搭机飞渝，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踏上川省土地。没过多久，势力相对较弱的贵州军阀王家烈被迫辞去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五军军长等职，国民政府迅即掌控黔省。7月上旬，中央宪兵第5团和炮兵第2、第3营先后入川，刘湘同意让出重庆，迁移省政府至成都办公。

　　伴随南京中央势力在四川、贵州渐渐站稳脚跟，蒋介石变得信心满满：“即使我们丢失了中国关内十八个省中的十五个省，只要四川、贵州、云南在我们控制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任何敌人，收复全部失土”。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8月13日上午9时许，进入上海的中国军队在日军首先越过对峙线的情况下，奉命发起攻势，揭开了淞沪会战的序幕。淞沪会战的直接目的在于“赶敌下海”和引发英美列强干涉，结果真的起到了分散日军兵力、“引敌南下”的战略作用与意义。鲜为人知的是，实际上陈诚早在1936年10月就曾提出过类似设想，“日军利于由北向南打，而我方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战，诱敌自东而西仰攻”。

　　李宗仁对此有着不同看法，他认为主要是日本缺少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气魄雄伟的战略家。如果日本一开始就派遣三十个师团分途进犯，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联系，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流域西进夹击，与其南下的主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即可轻松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然后就能越秦岭占成都，穿三峡占重庆，经广西入贵阳，攻占中国各重要城市。

　　11月2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抵达汉口，随即正式向世界各国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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