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的涿鹿之战真的存在吗 涿鹿之战发生的地点及时间考证

　　李学勤、刘国忠在《简帛学：古代文史研究的新增长点》(《光明日报》2016、6、29)中指出：“简帛资料的大量发现，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当今文史研究的面貌，简帛资料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和崭新的视觉，来重新研究中国辉煌的古代文明。”事实确实如此。

　　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

　　1972年四月间，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一号和二号汉墓里，发现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大批竹简和竹简残片。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云：“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孙武与孔子差不多同时代，时值春秋末期。《孙子兵法》亦当成书于这个时期。孙膑与孙武相去一百多年，为战国时齐人，约与商鞅、孟子同时期。《孙膑兵法》亦应成书于这个时期。

　　据《孙子兵法新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孙子》注释小组，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载：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下编：

　　《黄帝伐赤帝》云：“孙子曰：{黄帝南伐赤帝，至于□□}，战于反山之原，右阴，顺术，倍(背)冲，大灭有之。{□年}休民，□毂，赦罪。东伐□帝，至于襄平，战于平□，{右阴}，顺术，倍(背)冲，大灭{有之。□}年休民，□榖，赦罪。北伐黑帝，至于武隧，{战于□□，右阴，顺术，倍冲，大灭有之。□年休民，□榖，赦罪}。西伐白帝，至于武刚，战于{□□，右阴，顺术，倍冲，大有灭}之。已胜四帝，大有天下，暴者……以利天下，天下四面归之。”

　　另据《孙膑兵法》(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文物出版社1975年出版)载：{见威王}云：“昔者，神戎战斧遂;黄帝战蜀禄”。

　　关于这两段佚文，吴九龙先生在其所著《孙子校译》中说：“从字体来看，其抄写年代当在秦到文景时期。”这样汉简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抄写年代，比早期著录《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史记》、《叙录》和《汉书·艺文志》，都要早几十年至二百余年。可知汉简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更接近本人的手定本，同时也使我们第一次得知西汉早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二书，是如何记述所谓“涿鹿之战”的。

　　一、所谓“涿鹿之战”是西汉以来牵强附会出现的谬传

　　与上述两段佚文有关的记述，在传世文献中亦有所见，现摘录如下：

　　《逸周书·尝麦解》与：“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一作‘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孔子家语·五帝德》云：黄帝“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克之。”

　　《左传·僖二十五年》云：“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

　　《山海经·大荒北经》云：“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庄子·盗跖》云：“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吕氏春秋·荡兵》云：“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故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

　　《大戴礼记·五帝德》云：“孔子曰：‘教熊罴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

　　《贾子新书·益壤》云：“炎帝无道，黄帝伐之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又《贾子新书·制不定》云：“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

　　《淮南子·兵略训》云：“黄帝尝与炎帝战矣，颛顼尝与共工争矣。故黄帝战于涿鹿之野”。

　　《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

　　《战国策·秦策》云：“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

　　另外《管子·五行》、《韩非子·十过》等篇也谈到黄帝与蚩尤等，但非战争内容，与上述两段佚文关系不大，故不予摘录。

　　从上述传世文献记述中可以看出，谈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的有《逸周书·尝麦解》、《庄子·盗跖》、《史记·五帝本纪》和《战国策·秦策》，而《贾子新书》两段引文和《淮南子·兵略训》说的是黄帝与炎帝战于涿鹿，究竟炎帝与蚩尤是什么关系，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不作讨论。我们重点研究的是结合佚文和传世记述探讨所谓“涿鹿之战”的地望。

　　1、我在拙作《黄帝的都城究竟在哪里?》中已经谈到，《逸周书·尝麦解》按李学勤先生的说法，作于西周中期(《新探古史传说时代·前言》);《庄子》成书与战国中晚期。它们在谈到“涿鹿”时分别比西汉初设置涿鹿县早六百余年和近百年，它们的作者生前怎么会知道将来有一个西汉王朝要设置涿鹿县呢?这种提法的依据和出处还需进一步考证。

　　2、《孙膑兵法》佚文云：“黄帝战蜀禄。”该书的注云：“蜀禄，即涿鹿，地名。《战国策·秦策》：‘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从佚文来看，战国时称“蜀禄”而非涿鹿。我们知道，“涿”字出现很早，甲骨文、金文和秦代印文都有“涿”字;“鹿”字也是一样，甲骨文、金文以及春秋石鼓文、竹简文都多次出现。那么为什么孙膑不用“涿鹿”而用“蜀禄”呢?为什么西汉早期汉简本《孙膑兵法》不用“涿鹿”而用“蜀禄”呢?很明显在战国到西汉初尚未置涿鹿县以前就没有“涿鹿”这个地名，虽然有了“涿”和“鹿”这两个字，但还没有连用。《逸周书·尝麦解》及《庄子·盗跖》所谓的“涿鹿”，则是在传世的过程中因汉代设置涿鹿县后人为的窜乱附会。《贾子新书》成书于文景以后，《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死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征和二年司马迁死前不久所写的《报任安书》来看，《史记》似乎还没有全部完成，《太史公自序》所说的“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大概仍是指草稿而言，到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贾谊、司马迁或褚少孙受西汉初设置“涿鹿县”的影响采用了“涿鹿”一说。《战国策》是刘向校订和整理于西汉末年，该书就更是“人云亦云”了。

　　3、本来东汉服虔在给《汉书》作音义的时明确了《史记》以来的关于“涿鹿之战”的地望，《史记·集解》云：“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这实际上是告诉人们，虽然西汉有了“涿鹿县”，但与《孙膑兵法》所说的“蜀禄”是两回事，不要把“涿鹿县”误认为是黄帝战蚩尤的地点，既更正了《史记》所谓“涿鹿之战”的错误，也纠正了《逸周书·尝麦解》、《庄子·盗跖》流传中出现的错误。然而三国时张晏注释《汉书》时则说：“涿鹿在上谷”。这样黄帝与蚩尤作战的地点，司马迁或褚少孙始误之，张晏以正为错，以错为正又误之，司马彪等继误之，遂成千年疑案。张晏注释《汉书》早有学者指出问题不少，缺乏严肃精神。例如对于《汉书·司马迁传》的一些注释，就遭到宋代吕祖谦、清代王鸣盛等人的讥评，不赘言。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曾十分中肯的说过：“黄帝邑于涿鹿之河。服虔云：涿鹿，山名，在涿郡(今河北涿县)。张晏谓在上谷(皆见《集解》)。盖因《汉志》上谷有涿鹿县云然。窃疑服虔说为是也”(《中国民族史》第10页)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说，黄帝与蚩尤之战的地望与涿鹿县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二者毫不相干。之所以出现“涿鹿之战”的误解，“盖因《汉志》上谷有涿鹿县云然”，纯属牵强附会，郢书燕说。之所以出现这种错误，不是偶然的。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传世先秦文献，几乎都是汉代复制的。因为经过秦火之后生活到汉代的知识分子，为恢复先秦文献作了大量的复制工作。应当说汉学为传承中华文明作出了伟大贡献，但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许多错讹，所谓“涿鹿之战”就是其中一例。所以在研究传世文献时，需要首先做好辩伪工作。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服虔及吕思勉先生等真可谓是独具慧眼，辩伪存真。为了防止出现这类穿凿附会的错误，张孟伦先生特别提倡班固著《汉书》自作注的作法。他说“作者不自作注，而让后人去解释，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还举例朱熹，就因为“‘春王正月’四个字之有各家不同的解说：‘某所以都不敢信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还魂亲说出’”(《汉书·地理志》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价值》)。

　　二、关于两段佚文中“武隧”、“斧遂”、“蜀禄”所蕴含的历史信息

　　《孙子兵法》佚文{黄帝伐赤帝}由于损泐严重，影响我们对文义的理解。据《吕氏春秋》十二月五行相配表和《礼记·月令》可知有“五方帝”之说，即东方帝太昊，西方帝少昊，南方帝炎帝，北方帝颛顼，中央帝黄帝。五方又配五色，《周礼·春官·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郑玄注曰：“五帝，苍(青)曰灵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黄曰含枢纽，黄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纪，颛顼食焉。”如果说郑玄的解释不够通俗，《史记·封禅书》就好理解多了，该书云：汉高祖“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祀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祀’。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帝，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其实，五方帝、五色帝、五行帝的说法很早。《孔子家语·五帝》载孔子言：“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昊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昊配金，颛顼配水。”孔子说他是从老子那里听说的，老子曾经做过周王室的图书管理工作，可以推知周代的图书典籍中应有这类记载。孙武与孔子生活在同时期，对于当时流行的五方帝、五色帝、五行帝之说自然有所闻了，只不过孙武作为一名军事家，是从军事的角度谈论黄帝与青白赤黑四帝的战争关系的，言不离本行。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佚文所说的青白赤黑帝是一个通用的名词，并非都确指那些人，而是对众多称帝者的泛称，是春秋战国人对正式朝代形成之前漫长古史的统称。《荀子·非相》云：“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久故也……传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韩诗外传集释(卷三)》也说：“夫传者久则愈略，近则愈详。略则举大，近则举细。故愚者闻其大不知其细，闻其细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表明了两千多年前古人对远古五帝时期的茫昧无稽心情，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只能利用考古工作和简帛研究逐渐予以揭示。

　　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佚文《黄帝伐赤帝》中有“北伐黑帝，至于武隧”，“隧”通“遂”，“武隧”即今徐水区遂城。《括地志·易州》云：“遂城县，战国时武遂城也”。《元和郡县图志·河北道三》云：“战国时武遂城也，赵将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即此也。”

　　佚文《孙膑兵法·{见威王}》云：“神戎战斧遂，黄帝战蜀禄”。本书注“戎”为“农”，注“斧遂，或作补遂”。我认为注“斧”为“补”不准确，应为“釜”。一是“釜”、“斧”二字音同;二是“釜”、“斧”二字金文、战国简帛文字头相同，整个字形相似，可能是误写;三是“补”的原字为“補”，《说文·衣部》：“補，完衣也，从衣，甫声。”据此“補”上古音读作“甫”声，故“斧”、“釜”、“补”三字音同。按古音韵学“同音相通”的原则，“斧遂”、“补遂”都应释为“釜遂”，则“神戎伐斧遂”即指为釜山、遂城一带。

　　再说佚文中“蜀禄”应是“濁禄”的简写，这在古文中并不少见。濁禄应为濁鹿山，也就是服虔所说的“濁鹿，山名，在涿郡。”《古本竹书纪年》也有记载：“燕人伐赵，围濁鹿，赵武灵王及代人救濁鹿。”如上所说，濁鹿应处在燕赵之间的西部山区，为双方争夺的关塞，《唐土名胜图会·涿州》云：“濁鹿山在州西十五里。”实际距釜山、遂城不远。《名胜志》云：“黄帝蚩尤战于涿，即此。”佚文“黄帝伐蜀(濁)禄”所指就在这个地方。由此我们推定《逸周书·尝麦解》所云：“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这场战争的地点文献记载是“蜀禄”，其实际的地名为“濁鹿，”到汉代错误地附会为“涿鹿”，其真实地望为釜山、遂城附近，就是说神农和黄帝结成联盟与蚩尤作战的战场就在釜山、遂城一带，釜山、遂城在汉代属涿郡。

　　于此，我们通过对上述两段佚文的申解，正本清源，更正纠谬，澄清了千年疑案。做学问，特别是注解传疏，应秉“为学当有益于天下之公心。”否则就会弄成如洪容斋所说“以故解释传疏，自汉至今，不可概举，至有一字而数说者”(《容斋续笔·义理之说无穷》)。

　　三、釜遂发达的粟作农业是黄帝族团战胜蚩尤族团的经济基础

　　徐水县为什么有地称釜、遂呢?这是由史前这一带的社会发展状况和自然环境特点所决定的。“遂”字的金文字形从足、从

　　(坠落)，本意是边做边播撒种子之意。《汉书·食货志上》云：“辟土植榖曰农”，表明这里是原始农业的发源地。“釜”的原字为“鬴”，其有二解，一是炊具锅，原为“鬴”说明最早的锅不是金属的;二是古代的容量单位，六斗四升为一釜。其用途都与粮食有关，与粟作农业有关。徐水一带原始农业起源早已被考古所证明，距遂城十几里的南庄头新石器时期发现了植物的种子和茎、杆、枝叶，加工粮食的石磨盘、磨棒，证明这里的原始农业已经有万余年的历史。遗址共发现了50多块陶片，由于烧制火候低，质地极疏松，难于复原完整的器物，不好找出陶釜。但发现了红烧土的灶塘，必然有与之配套的陶釜，南庄头人才能把加工好的粟米煮食。比南庄头遗址稍晚的并据此不远的北福地新石器时期遗址，出土的陶器典型器就是园底釜，也证明釜遂一带陶釜是最早出现的，确切的说陶釜是由南庄头人以及他们的后裔发明烧制的。由于先有了陶釜的器型，以器比山，以山像物才会有“釜山”之名。可以肯定地说，“釜山”之名，是在南庄头人烧制陶釜以后才有其名的。

　　从釜遂一带的自然条件来说，属于太行山以东平原区，是由古黄河和易水河、徐河交汇的洪积、冲击而成，海拔在30米左右，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温度适宜，是农业生产条件最好的地带。由于有了优越的自然条件，也促使南庄头人较之其他地方更早的由采集渔猎发明了原始农业、制陶业和家畜饲养业。北与釜遂毗邻的督亢，之所以在战国时期以“膏腴之地”著称于世，应该与南庄头人在这一地区世世代代创新发展、繁衍生息有直接关系，或者说督亢的富饶是南庄头人所创造的社会文明的积淀和传承。

　　按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论是历史社会还是史前社会，无论是阶级战争还是氏族之间的族团战争，经济物质基础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对此已经有了朴素的认识，他在《货殖列传》中说：“《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民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有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此外《平准书》又说道：“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河渠书》还说：“(郑国)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些精彩文字都明确地指出了经济发展在国富兵强、攻伐战胜中的基础作用，对我们研究问题是个很好的启发。由此我们不难想到，佚文中所说黄帝“已胜四帝，大有天下”，“天下四面归之”正是有富饶的釜遂做基础，黄帝胜神农、擒蚩尤的原因也正是有釜遂沃野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保证了屡战屡胜。我们常说经济是基础，有的地方热衷于“打造三祖文化，”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史念海先生早就说过，由碣石山向西南沿今燕山南麓，至于恒山之下，再西至汾水上源，循吕梁山而至龙门为农耕区与畜牧区的分界线(《河山集?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试问，“三祖”部族为什么偏偏选择在蔓草疾风的游猎区生活?黄帝怎么在这里“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怎么“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怎么实现“土德之瑞”?这是令人琢磨不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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