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为何没有地理大发现？

　　1405年到1433年，28年间郑和七度下西洋，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壮举，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之一。其船队最大规模达到200多艘海船、2.7万多人，船队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曾到达过爪哇、暹罗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到达非洲东部、红海、麦加，加深了明朝和南洋诸国、西亚、南亚等的联系。

　　有研究者质疑，郑和七下西洋，为何没有“地理大发现”，这或许是因为其远洋航海的政治动机远远大过经济目的，不像欧洲探险家是在逐利心态下去远洋探险的。

　　出行规模是哥伦布的10倍

　　1405年7月11日，作为27800名船员的统帅，郑和来到了浏河(在今江苏省太仓市境内)北岸的“天妃庙”跪拜，乞求海神林娘娘庇护。这之后成为惯例——在七下西洋前后，他必定到天妃庙参拜和还愿，并把妈祖信仰带到了海外。过去的天妃宫占地十亩，金碧辉煌。但随着时间流逝，盛况不再，后来转为作为浏河镇郑和纪念馆。不过这也是当地唯一保存较好的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历史遗迹。

　　郑和当年的起锚地就在浏河镇东部浏河与长江的交汇处。据造访者称，这里现在仍旧行船，但谈不上宽阔的河道自然远不复往日繁荣。而且目前汇入长江的河流是解放后疏浚的新浏河，当年郑和船队开拔的老浏河由于泥沙淤塞，已经断流，成为农田。

　　刘家港是当年的“天下第一码头”。时至今日，不禁让人感慨沧海桑田之变幻。

　　根据武汉理工大学夏劲等的数据，“郑和先后7次奉诏出使西洋率领的船队，是15世纪规模最大的远洋船队。其船员每次都有27000人左右。船舶庞大，每次都有大、小海船200余艘，充任中坚力量的是大型海船‘宝船’，‘宝船共六十三号，长130～150多米，宽50~60多米不等,‘体势巍然,巨无与敌’”。除宝船外，还有马船(快船)、粮船、坐船、战船、水船等种类的船舶，“是一支结构精良、种类齐全的特混船队”。

　　相比较而言，哥伦布自1492年至1505年曾先后进行4次美洲之行，“第一次远航时，只有87名水手，3艘轻帆船，其中最大的旗舰‘圣玛丽亚’不过250吨，仅为郑和宝船的1/10。”规模最大的是1493年的第二次美洲行，“船员为2500名，船只17艘，仅为郑和船队人员和船只的1/11”。其他几支最著名的西方远洋船队更小，如1497年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葡萄牙达·伽马船队，只有160人，4艘小帆船,其主力旗舰仅120吨，全长25米。1519年进行环球航行的西班牙麦哲伦船队，也只有265人，5艘小帆船,其中两艘130吨，两艘90吨，1艘只有60吨，“加起来的总吨位也不过是郑和一艘宝船的1/5”。

　　夏劲等指出，郑和所下的“西洋”，是以马六甲海峡西口为界，其西的广大北印度洋水域。船队开辟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历史上航程最长的远洋航路，而且建立了由6个主要枢纽点、58条远洋航线所组成的多点纵横交叉的综合性航路网络。这一航路网络既有东西走向，也有南北走向，在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上全方位地铺开，展示了明初“海上丝绸之路”的长足进步。

　　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大大丰富了国人的地理和航海知识，“从此国人对东南亚、北印度洋沿岸、阿拉伯海、红海以至非洲东海岸的广大地区有了更多的了解，并为后人了解这些地区的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专家指出，郑和的航海纪录《郑和航海图》，共有二十图，它对各国方位、航道远近、航行方向、停泊地点、暗礁浅滩的分布等都详细绘明，为后世航行太平洋和印度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它是15世纪以前我国最详尽的一部亚非地图。随行人员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书则详细记述了他们所到过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山川地理和风土人情。”

　　船队采用当时最先进航海技术

　　夏劲等指出：“郑和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航海技术，他的七下西洋，是15世纪上半叶世界航海文明的一次高水平的演练与检阅。”其中不少都领先于那些欧洲著名的航海家所采用的技术。

　　首先，郑和船队使用了多种船位测定方法：测深辨位——据测量绳入水长度得知水深，据测量锤底部黏附泥沙得知底质来推测水位和确定预计航线上的行船转向点。对景定位——以海岸上的山岭或高大建筑、海上的岛屿为物标，求得船舶与景物的相对位置，郑和船队已由一向定位发展到三向交叉定位，如用“船平檀头山，东边有江片礁，西方见大佛山，平东西崎”的三向交叉定位法确定了从孝顺洋到黄山的航线;天文定位——郑和船队通过牵星板测量星体高度(北极星或华盖星)定出船舶所在的纬度。牵星板“一副十二片,乌木为之，逢小渐大，大者长七寸余，标为指、二指以至十二指，俱有细刻，若分寸然”。但中国当时还没有把经度概念应用于航海和制图，所以地理位置主要以星高的指数来标记。

　　第二，郑和船队使用了多种导航技术。首先是陆标导航——利用陆地上的山峰等导航，在小范围的航道中较为实用。《郑和航海图》上不仅画有陆地山川、海上岛屿和一些标志性的建筑物等用来导航，更画有许多航线，注有航行方向、航道水深、航行距离以及险滩、暗礁的位置。它实际上是一张简单的航海指南。

　　此外，还有天文导航——郑和船队利用牵星板与牵星术，通过观测不同季节、时辰的日月星辰在天空运行的位置和测量天体在海面以上的高度来判断方向和确定船在海中的地理纬度(南北方向)。这就把天文导航提高到更为具体和精确的水平，比同时期的西方和稍后的哥伦布等人要丰富缜密得多。

　　第三，广泛使用海图与航路指南，建立了具有航迹推算与修正意义的针路系统。这种针路技术，以磁罗盘定航向，以更数定航程，并预先考虑进航区的风、流压差等位移因素，使计划航迹与实际航迹相吻合，展示了中国传统航迹推算与修正技术的成就。在远航途中，只要依图作业，“更数起止，计、算无差，必达其所”。

　　下西洋主要目的在政治不在经济

　　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仔细研究了郑和船队之后曾说，明帝国拥有整个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而郑和船队的规模可能比整个欧洲的海军之和都要庞大。那么，为什么郑和的船队没能促成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呢?有专家指出，“地理大发现”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专有名词。目前而言，硬要将郑和的航行套在这个词上面并无太多实际意义。应该看到，郑和下西洋所体现出来的对海洋的亲近感和自由驰骋的轻松态度，即使在当代也是很宝贵的人文精神。但受时代所限

　　郑和与他欧洲的同行们相比，差异在哪里?

　　研究者指出，首先，地理大发现是出于对黄金和香料的需求。15世纪前后，西欧的商品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商品作为交换手段的职能渐趋突出。当时欧洲流传着这样一种观念：“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的一切。”同时，不出产任何香料的欧洲在饮食上却离不开香料。有资料表明，在当时“一公斤胡椒在印度产地值1至2克白银，在欧洲各消费国则达20至30克”。

　　其次，是奥斯曼帝国对东西商路的阻断。15世纪中叶，地中海东部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占领了西亚、北非和巴尔干半岛的一些地区,在很大程度上阻断了东西方之间的通商要道，而这个要道是西方贸易的生命线，因而西方人急于开辟一条通往东方的新商道。此外，地理大发现也包含有基督教传教的目的。

　　在这种大背景下的各位欧洲探险家，大体上采用的是一种“私人集资”的方式，高投入，高风险，故而逐利的心态极其强烈。

　　而郑和不同。有专家将七下西洋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三次下西洋活动，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即巩固帝位。这一目的又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踪迹建文帝”，以去成祖心病;二是“耀兵示富”，宣扬国威，促使诸国来朝。后四次下西洋则变为发展对外友好关系，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并重。总体上说，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中国的封建经济“没有对海外商品和市场的需要”。船队所进行的贸易，也被一些研究者批评为“只要面子，不顾成本”。这是中国当时内向型的国家政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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