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伯谦血衣的来龙去脉：破解方伯谦冤死之谜

　　一，方伯谦的血衣很重要，有继续追寻的必要性

　　关于方伯谦血衣的重要性，拙作《将方伯谦的血衣呈上公堂》一文中曾有论举：

　　方俪祥女士的伯婆、方伯谦的“葛夫人欲持血衣上京控诉”;

　　还是这位伯婆对侄孙女方俪祥女士说：“那是你伯公的军衣，他是被刘步蟾害死的，你们要牢牢记着”。

　　方俪祥女士的父亲、方伯谦的侄子方莹将军对女儿说：“这是你伯公的军衣，被刘步蟾杀害时穿的，血滴军衣，挂在这里作纪念。”

　　当时“海军海军联欢社管理员”黄道源、办事员杨树滋对郑练简等毕业生们说：“‘这套血军衣是济远方管带在指挥台指挥督战中被站立在他身旁的大副沈寿昌的脑浆鲜血所沾的’。这件血衣的陈列足可证明当时方伯谦管带并没有临阵畏缩，是英勇善战的”。

　　“民国老海军界人士”郑练简先生说：“历史昭昭，当年在民国，方伯谦是以英勇善战被冤杀来陈列展览他的沾血军衣的，这都可证实当时方伯谦管带是善战到底的，而不是‘逃军’。清廷判定方伯谦‘逃军’，那是无稽之谈。”

　　当今史学界也有人说：“方伯谦一案已过去近百年了，但是从方伯谦被杀时起，对方伯谦该不该杀，对方伯谦其人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海军界反映尤其强烈，他们一直认为方伯谦是被冤杀的。民国期间，海军界同仁，悬挂方伯谦的血衣于上海海军联欢社以示其冤。群情之激烈，于兹可见。”

　　上列是《方伯谦问题研讨集》一书所反映出来的情况。笔者曾为此感叹：“这么多人，从方家后裔，到海军界的同仁，再到今天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都认为这件物证重要。对这样一件非同小可的物证，我们能不重视么?能不搞清楚么?”[1]

方伯谦故居

　　新近出版的一本关于方氏家族事迹的普及性读本《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以下简称“海军世家”)，即与本人颇有同感。该书中计有26处(页)，提到了方伯谦的血衣，并指出了方伯谦血衣的价值和重大意义：

　　“这样一件血衣的实物，证实了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是英勇奋战的，也解释了当时方伯谦在望台上指挥作战与沈寿昌并立，沈脑浆鲜血沾其衣是事实。”[2]

　　“这件溅血征衣无声地证明了济远舰官兵是在方伯谦的坚定指挥下与强敌进行殊死作战的。……卑鄙的流言毕竟改变不了血写的事实。”[3]

　　可见，如此重要的一件物证，是万万轻忽不得的!对于方伯谦的血衣，我们不仅有必要继续追查下去，而且大有必要。

　　二，方俪祥女士的伯婆、方伯谦的葛夫人告诉她：福州方伯谦故居里，有一件方伯谦的溅血军衣

　　早在《日本研究》1988年第二期上，方俪祥女士发表的题为《我为伯公方伯谦鸣冤》一文讲到，她的伯婆、方伯谦的葛夫人告诉她：福州有一件方伯谦的溅血军衣。按照方俪祥女士《我为伯公方伯谦鸣冤》一文的指引：

　　“我幼年时，我的伯婆(大祖母)自旅顺归来，她是一家之主，全家上下对她都尊敬非常。凡方家子弟，自幼长辈都要我们谨记着，伯公方伯谦任济远兵船管带，甲午海战中英勇作战，以一敌三，挂白旗诈降，炮伤日舰，朝廷曾下旨嘉奖，但后来给李鸿章、丁汝昌、刘步蟾陷害，他们‘公报私仇，杀人灭口’，冤杀我伯公。我大伯父到旅顺运棺回籍，并迎我伯婆回福州养老，我家二进堂上放有‘诰封盒’，内有伯公的遗物。”

　　“我依稀记得，每年端午节前，伯婆、伯母、叔母和母亲围坐在二进厅堂前阶的八仙桌边做香包，伯婆特意为我姊妹俩做一对同样的香包，挂在我们衣襟上，又左手牵姊姊，右手挽我，去河边看划龙船。还有一次，端午节后六月曝晒冬衣时，伯婆指着一件有血污的衣服，告诉我们说，那是你伯公的军衣，他是被刘步蟾害死的，你们要牢牢记着”。

　　“我们家有一本《孽海冤魂》，便是伯公同侪为他申冤写的，还有衣物，但我们缺少官方文件。”[4]

　　这件血衣，方俪祥女士只说是方伯谦的“有血污的衣服”、“伯公的军衣”，没有指明这件“军衣”的来历。但这没有关系，随即就有人帮忙，告诉我们这件衣服的具体来历。这位助人者，是福建省文史馆员、文博副研究员王铁藩先生。王铁藩先生在《方伯谦故居记》一文中详细叙述了自己的目睹耳闻：

　　“我于1958年来访方熹藩老先生时，(在方故居前厅)见到的4幅山水画… …廊柱上侧挂楠木雕联一对… …横梁上挂有诰封盒一只。朱漆，两旁护有龙凤雕刻，贴金，内所请诰封，是伯谦父亲或伯谦夫人?因没有人拆开过，不能断定。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所毁;当时他们还从阁楼上搜出方伯谦的沾血军服和马刀(指挥刀)。据说，伯谦蒙冤后，葛夫人欲持血衣上京控诉，被人劝阻没有成行。这件沾满血迹的军服，是伯谦英勇作战的证据，可是被人抄去后，至今下落不明。”

　　“妾陈淑清(系方伯谦)在外地所纳，继室葛夫人在上海完婚，后居刘公岛。此两人，至伯谦蒙冤遭难后，始由其二叔仲恒，嗣男熹藩接归福州居住。”“方熹藩(1876—1965)序名声炳。光绪间邑痒生，负笈春申(上海)学习建筑工程，曾任福建省建设厅技正主任等职。… …1958年笔者在福州市文化局任文物管理工作。忽得来函，约移交孔子庙由他保管的一些文物和档案。… …方老先生当时已有80高龄，谈锋还很健。… …上列有一部分情况是我当时目见，一部分在谈话中得到启发，一部分是熹藩嗣子方镛告诉我的。”[5]

　　1991年9月13～14日在福州召开的“甲午海战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上，王铁藩先生又对上述问题继续进行了说明：

　　“据了解，方妻每年夏天都将方的血衣拿出来晒霉。我曾问知道此事的一位女士这是内衣还是战衣。如果是内衣，则是杀头时脱落下的;而她回答是战衣，说明方当时血染征衣，并非怕死逃跑之人。方妻也曾想据此上京鸣冤。这件血衣文革间被红卫兵抄走，下落不明。昨天据老先生说，他们还见过这件血衣，确是战衣。但我还没落实清楚” [6]

　　这样，方俪祥女士提出，王铁藩先生亲见、亲闻、亲自调查，证实方伯谦福州故居里这件家人所藏的“沾满血迹的军服”，是“战衣”。这件“血衣”，显然也没有被转移到别处，一直保存在福州到二十世纪60年代“被红卫兵抄走”始“下落不明”。

　　需要说明的是，最近又有一位帮闲站出来了，新出版的《海军世家》一书，试图推翻王铁藩先生的调查结论，提出了新说：

　　“文博研究员王铁藩先生在方伯谦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可以证实当年被刑现场方伯谦穿的是黑色军装。”[7]

　　此言，既无调查，又无论证，王铁藩先生明明推断是“战衣”，而他却一口咬定是“被刑现场的黑色军装”。相信，方俪祥女士对这个鲁莽的结论，只会是苦笑不得、大摇其头的了!(方俪祥女士已经有了自己的见解，下文将给大家揭示方俪祥女士心中的血衣)

甲午风云剧照

　　三，郑练简先生说：上世纪30年代，上海卢家湾吕班路海军联欢社有件方伯谦的溅血军衣。方俪祥女士对此表示同意

　　这件衣服，“民国海军总监郑滋樨中将长子”郑练简先生年轻时见过，他的“全班同学”都见过，他的马尾海校的校友也见过，而且很具体地指明了这是丰岛海战时方伯谦穿过的沾血军衣。郑练简先生在1991年的一篇文章《方伯谦血衣亲见记》里，详细记述了自己亲见方伯谦沾血军衣的经过，并提供了一大批的证人：

　　“民国间，海军界陈列方管带血衣，说他英勇善战，为他平冤昭雪。”“我们老海军到过上海的人，多见陈列在联欢社的方管带血衣”。

　　“在丰岛海战中，济远舰被倭寇炮弹击中船上炮台，大副都司沈寿昌头裂而亡。方管带与沈并肩而立，脑浆鲜血沾方衣上，方伯谦仍屹立望台指挥，连发40余炮击中日舰‘浪速’号。由方伯谦被沈的脑血所沾的军衣，可证明方伯谦当时未离望台。再由《黄钟瑛传》的记载看，说他‘临阵畏缩’，躲入装甲最厚处能成立吗?当时不是方伯谦在督战还有谁在督战指挥发炮40余发呢?”

　　“本人在1936年秋间，带领本班全体同学，由马尾海军学校去南京海军部报到[8]，途经上海，在上海海军联欢社(当时在卢家湾吕班路)休息两天去南京。休息期间，当时海军海军联欢社管理员黄道源、办事员杨树滋带我们全班同学去参观该社的甲午、甲申两战役的历史陈列室。

　　在甲午中日海战的陈列室中，陈列有一套方伯谦当时指挥作战中血溅的军衣。他们介绍说：‘这套血军衣是济远方管带在指挥台指挥督战中被站立在他身旁的大副沈寿昌的脑浆鲜血所沾的’。这件血衣的陈列足可证明当时方伯谦管带并没有临阵畏缩，是英勇善战的。

　　介绍者还详述了方伯谦管带在黄海海战中同样英勇善战，当被日本第一游击队划出阵外后，一直与强敌四舰缠斗至战斗结束。炮毁人亡船裂，无法归队，为保船、保人直航旅顺港。后因丁汝昌为推卸败责，诬陷方管带，捏造先逃、乱阵、撞扬威等罪名，竟被清廷以‘逃军’罪名正法。1937年，轮机五班同学陈允权(福建省福马海军联谊会副会长)也在校课毕业后，由福州马尾海校赴南京报到时，路过上海吕班路海军联欢社。休息时也在陈列室看到方管带当时在济远舰作战时留下的血军衣。今年年届87的江家驺(马尾区政协常委、离休海军起义人员)学长也曾亲见此血衣，亲闻解说词。海军界均如池仲佑所编，严复写弁言的《海军大事记》所说，方管带确系‘被谗以逃军，军前正法，军中冤之’。

　　1991年9月在福州举行的‘甲午海战中之方伯签问题研讨会’上，郑、陈又遇见马尾海校第一届航海班老学长江家驺同学，又谈论及血衣事，他也证实在上海吕班路海军联欢社甲午中日海战陈列室中看到‘方伯谦当时指挥作战所穿的血沾军衣一套’。”[9]

　　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几个人，而是整班的同学目睹，当不会有错。这样，上个世纪的30年代，“上海吕班路海军联欢社”的陈列室里有一件方伯谦的军衣，而且是丰岛海战时方伯谦的被“沈(寿昌)的脑血所沾的军衣”。

　　对于这件血衣的来历，我们可以从《冤海述闻》里寻找线索：

　　“忽日(《中日战争》本作“倭”)炮中‘济远’望台，大副都司沈寿昌头裂而亡，方管带与并肩立，脑血尚沾衣也。又一炮伤前炮台，二副守备柯建章中炮洞胸，学生守备黄承勋中炮断臂，六品军功王锡山、管旗头目刘鵾均中炮，同时阵亡。望台并炮台各处弁兵阵亡者十三人，伤者四十余人。”[10]

　　根据《冤海述闻》的说法，方伯谦确实应该有一件被“沈(寿昌)的脑血所沾的军衣”。

　　新出版的《海军世家》一书，还说明了这件血衣的下落

　　“大陆解放后，联欢社原址开辟别用，编者曾询问知情者张序三将军，张说：‘大陆解放后，联欢社增加展出内容，作为华东军区新建海军学习、参观的基地，事后展品全部装箱，估计现在还存在某座军用仓库中。”[11]

　　对于这一件血衣，方俪祥女士是认可郑练简等人说法的。2002年10月3日，在上海重庆南路182号“瑞金医院”门诊部，即“上海海军联欢社旧址”，方俪祥女士70年后旧地重游。

　　“方女士说：有一个房间，曾挂有她伯公方伯谦的血衣，老海军人员都参观过，那是甲午海战的见证。有位郑练简先生，他是民国海军总监郑滋樨中将的长子，现为福马海军联谊会顾问、民革海军支部主委，他曾在1936年秋间，带领马尾海校学员去南京海军部报到，途经上海，参观海军联欢社。在甲午海战陈列室中，看到方伯谦那件在“济远”舰指挥台上被其大副沈寿昌的脑浆鲜血所沾的征衣。1937年，轮机五班同学陈允权(现担任(福马海军联谊会副会长)和江家驺(学长，马尾区政协常委、离休海军起义人员)，均见过这件溅血征衣，足以证实方伯谦是英勇奋战的。据说解放后这些展品均被装箱北运，从此这个联欢社也被改为他用了。”

　　“方丽祥女士记忆忧新地追述：她在八岁时，方莹将军把家眷从福州迁来上海，居住在离此公园不远处的“玉井里”弄堂，与三位也在海军工作的伯伯住在一起，共有五六位堂兄弟姐妹，常常结伴到海军联欢社里的大花园游玩。(海军军官还表演了‘方管带打日本兵’)”

　　“(方莹)带她去海军联欢社，走上二楼的一个房间，玻璃柜里挂有一件带血迹的黑衣，父亲告诉她这是伯公指挥海战时的血衣，让她和弟弟看个清楚，并有四五个人陪着观看讲解……从此以后再未到海军联欢社，屈指一算70年了。”

　　“她似乎感慨万分，心情颇为惆怅，原海军联欢社的展品已不复存在，可能沉睡在北京某个仓库里，或者已经失毁了。”[12]

　　显然，三十年代上海卢家湾吕班路海军联欢社的这件方伯谦的丰岛海战时被“沈(寿昌)的脑血所沾的军衣”，就是方俪祥女士心目中的“血衣”。(这个时间里，方俪祥女士似乎忽略了福州故居里的那件溅血军衣的存在了，似乎完全忘记了儿时在福州故居里伯婆告诉她的故事了)

　　四，方俪祥女士的父亲方莹将军告诉她：上海海军联欢社的方伯谦血衣，不是战衣，而是杀头衣

　　对于郑练简等人的说法，方俪祥女士虽然在2002年10月表态支持，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情况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不仅方俪祥女士不同意，方俪祥女士的父亲方莹将军也不同意。方莹将军认为，上海海军联欢社上个世纪30年代展出的方伯谦血衣，并非方伯谦丰岛海战的战衣，而是方伯谦黄海海战后被杀头时穿的“黑色军衣”。这还是方俪祥女士发表在《日本研究》1988年第二期的题为《我为伯公方伯谦鸣冤》的文章里告诉我们的：

　　“我八岁时，父母迁居上海，父亲方莹，字琇若，调任海军任职。我11岁时姊姊因病去世。初中时，有一次父亲任职的兵舰停泊在上海港多日，他带我到上海海军联欢社(社址在前吕班路一带)去玩，社内的一房间挂件黑色军衣，父亲说，这是你伯公的军衣，被刘步蟾杀害时穿的，血滴军衣，挂在这里作纪念。父亲对我说过，家人都在南方，只伯婆一人随伯公在旅顺。以后伯婆回家，她说伯公二十三日晚去海军公所，一夜未归，二十四日差人打听，未得要领，二十五日天未明已被杀害，据说有旨，但未见审判。伯母认定是刘步蟾害的，你大伯父到旅顺扶棺回籍时说，是割喉身亡。伯公是朝廷命官，刘步蟾一人难以下手，这事就牵涉到丁汝昌和李鸿章了。综合各方面消息，可以断定伯公是被冤杀，含恨而死的。”

　　“关于这件军衣，旧海军人员很多人都见过，我方家子弟也多人目睹过。” [13]

　　方俪祥女士的父亲方莹将军是怀着深深的家恨，把这件“黑色军衣”作为家史教育的教材，来教育自己的下一代的。据方伯谦的嗣孙、方俪祥女士的堂弟方镛先生说：

　　方俪祥女士为方伯谦辩冤，“她是继承她父亲方莹将军的遗志。幼年时，她父亲就带她去瞻仰伯公的血衣，她回国后又有人告诉她方莹将军退休后就声言要为方伯谦申冤，那是六十年代初，正值《甲午风云》热播时机，被曾以鼎等海军研究会的委员们劝阻。”[14]

　　父亲方莹将军这般的嘱托，方俪祥女士当会铭刻在心、永志不忘吧[15]!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方莹将军的人品，更不敢怀疑方莹将军会说谎，尤其是当着年幼的女儿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睛时。但方俪祥女士言之凿凿，且“旧海军人员很多人都见过，我方家子弟也多人目睹过”，不由我们不相信。

　　但不幸的是，方俪祥女士和方莹将军的上述说法得不到史料的支持。

　　来远舰水手陈学海说：“黄(方)船主穿一身睡衣，听说是刚从被窝里拖出来的。行刑的人叫杨发，是丁统领的护兵”[16]

　　护军炮目李金声说：“方大头临阵脱逃，在旅顺被龚道台枭首示众，弟兄们都说他死有余辜”;

　　旅顺道台衙门侍童李振鹭说：“那天一大早，在衙门里听说斩方伯谦，我就跑去看。方伯谦穿着茄青纺绸小褂拉上了刑场。围者看的当兵的很多，都说该杀”。[17]

　　《海军世家》一书认为上述史料很不可靠：“(戚其章)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出两个证人，指证方伯谦临刑时的服饰，‘水手陈学海说……黄(方)船主穿一身睡衣’;‘侍童李振鹭说…..方伯谦穿着茄青纺绸小褂’。一文两证，互相矛盾，只能证明此两人当时都不在现场。”[18]

　　我们允许任何人对史料提出质疑(谅笔者眼拙，尚看不出“一身睡衣”和“茄青纺绸小褂”有何矛盾)。拙文《将方伯谦的血衣呈上公堂》已经提到，要确认方伯谦有否一件杀头衣存在，还得求助于“广甲”舰管轮卢毓英，因为卢毓英是方伯谦的铁杆同情者。卢毓英在回忆中说：

　　“八月念五早五句钟，忽闻炮声，余自梦中惊醒，人报总兵衔副将方伯谦正法军前。余急问之日：广甲管带如何矣?彼日：未之闻也。余不禁骇然，日：何同罪而异罚也?乃急起往统领处觅其幕宾曾叙吾询之，方悉其由，归与同乡诸君述之，不禁为之叹挽不置。”

　　“丁乃遣人往宋祝三宫保处，假刽子手两名，宋询为谁人?曰：方也。宋口然谓来人曰：尔且归，余当亲带刽子手即至。人回述宋宫保言，丁知宋素爱方，乃急遣亲兵将方衣服剥净，自出倭刀将方枭于山麓。后宋至，方头已落。宋大哭而归营。方既伏法，济远士卒均奔麓伏尸而哭，号啕跌躅声闻数里，见者无不泪下。”[19]

　　卢毓英的所谓“剥净”，不会是剥成光光肉儿，而是剥除掉外套。显而易见，卢毓英是同情方伯谦的，也是支持陈学海、李振鹭关于方伯谦临刑时衣着的描述的。有这么多“伏尸而哭”、“号啕跌躅声闻数里“的“济远士卒”在场，方伯谦的同情者们是没有理由怀疑卢毓英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方伯谦杀头时穿的是一件内衣，而绝对不会是外套。也就是说，即使有一件杀头血衣存在，绝对不会是一件“黑色军衣”。据前引材料看，方俪祥女士也不再坚持所谓父亲方莹告诉她的“杀头衣”说法，而改口说父亲方莹“告诉她这是伯公指挥海战时的血衣”。至于改口的理由为何，方俪祥女士未说过，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

　　五，《卢湾区志》告诉我们：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卢家湾吕班路上没有海军联欢社

　　尽管郑练简和他的同学、校友们都宣称，上个时间30年代参观了上海卢家湾吕班路的海军联欢社;

　　尽管方俪祥女士宣称，她少年时(按照方俪祥女士提供的相关资料，她应该是约8～12岁，即约1928～1932年在上海生活)和她的“五六位堂兄弟姐妹，常常结伴到海军联欢社里的大花园游玩”，还有海军水兵在那里给他们表演过“方管带打鬼子”的游戏。

　　尽管方俪祥女士晚年又“如愿以偿”地“旧地重游”了海军联欢社的旧址，且“感慨万千”、“心情颇为惆怅”。

　　但，令我们不安的是，在《卢湾区志》“大事记”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民国3年(1914年)“4月8日，沪海道尹兼特派交涉员杨晟与法驻沪总领事甘世东，签订《上海法租界推广条约》。区境徐家汇路以北、打铁浜以南、吕班路、白尔部路(今重庆中路)以西，全部划入。9月14日双方勘界。是为法租界第三次扩张。”[20]

　　原来，这条吕班路(重庆南路)在法租界内;而《上海租界志》又告诉我们：法租界是1943年7月由汪伪政权收回的[21]。也就是说，当年方莹等呼啦啦一大帮子民国海军官兵是在法租界内“联欢”!

　　更为不幸的是，上海《卢湾区志》第二十四编“军事”第一章“武装”第二节“军事机构”，却告诉我们一个严肃的事实：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卢家湾吕班路上根本不会有一家海军联欢社。

　　“海军联欢社 重庆南路182号，民国34年8月设”。[22]

　　这是怎么一会事!众目睽睽之下的上海卢家湾吕班路(今重庆南路)30年代诺大的一个海军联欢社一下子成了“子虚乌有”?海军联欢社是1945年8月才设立的，而方俪祥女士、郑练简先生等竟然30年代就可以在这里玩耍、参观?

　　是郑练简先生对事件记忆(是另外一个人的血衣?)发生了错误吗?显然不是。因为，不仅郑练简先生一人去过、见过，还有他的全班同学和他的马尾海校的校友都曾在这里“亲闻解说词”;“1991年9月在福州举行的‘甲午海战中之方伯签问题研讨会’上，郑(练简)、陈(允权)又遇见马尾海校第一届航海班老学长江家驺同学，又谈论及血衣事，他也证实在上海吕班路海军联欢社甲午中日海战陈列室中看到‘方伯谦当时指挥作战所穿的血沾军衣一套’。”

　　是郑练简先生在时间的记忆上发生了错误吗?抑或印刷上的错误吗?显然不是。因为，郑练简先生这样说：“本人在1936年秋间，带领本班全体同学，由马尾海军学校去南京海军部报到，途经上海，在上海海军联欢社(当时在卢家湾吕班路)休息两天去南京。……1937年，轮机五班同学陈允权(福建省福马海军联谊会副会长)也在校课毕业后，由福州马尾海校赴南京报到时，路过上海吕班路海军联欢社。” [23]两拨人，两个时间，显而易见，既不会是记忆的错误，也不会是刊误。

　　是方俪祥女士的记忆发生了错误吗?显然不是。因为，2002年10月3日，方俪祥女士“来到重庆南路182号门前停下，她指着铁门说：这就是原上海海军联欢社旧址”。[24]方女士70年后旧地重游，触景生情，“记忆忧新地追述”了童年时的很多故事(前已引述，不再一一)。[25]“在夕阳余晖下，方俪祥女士离开了原海军联欢社旧址，她似乎感慨万分，心情颇为惆怅，……但今日她毕竟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原海军联欢社旧址。”[26]

　　据说，方俪祥女士2002年10月3日重访故地时，曾表示无比遗憾：“她认为她一生的遗憾是没有在她父亲晚年再见一面，如果在50年代初她也在上海居住，方莹将军一定会带她到海军联欢社旧地重游”[27]。我们不知道，方俪祥女士又会“听”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据说，方俪祥女士“在夕阳余晖下”告别这个所谓的海军联欢社旧址时，“似乎感慨万分，心情颇为惆怅”。我们真的猜不透，方俪祥女士感慨的是什么?惆怅的又是什么?

　　六.“血衣”的故事，还在继续演义着

　　按道理，方伯谦衣服上的血，是沈寿昌的，不是方伯谦的，即使把这件血衣挂在某个地方展示，只证明了沈寿昌作战英勇;沈寿堃的血，并不能说明方伯谦在丰岛海战沈寿昌死后的战场表现[28]，更不能用以来证实方伯谦大东沟海战中是“英勇善战”的。

　　但方氏后裔及方伯谦的同情者们不作此想，还要死死纠缠着这件血衣不放手。就在我们看到，不论是方伯谦的“战衣”，还是方伯谦的“杀头衣”，都充斥着一派的荒诞不经的时候，有关方伯谦“血衣”的故事，还在继续演绎着，而且愈演愈具有舞台效果。

　　方俪祥女士童年时，她的伯婆、方伯谦的葛夫人没有告诉她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文博副研究员王铁藩先生听来的，他说：

　　“我于1958年来访方熹藩老先生时，(在方故居前厅)横梁上挂有诰封盒一只。……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所毁;当时他们还从阁楼上搜出方伯谦的沾血军服和马刀(指挥刀)。据说，伯谦蒙冤后，葛夫人欲持血衣上京控诉，被人劝阻没有成行。这件沾满血迹的军服，是伯谦英勇作战的证据，可是被人抄去后，至今下落不明。”[29]

　　在1991年9月13—14日福州召开的“甲午海战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上，王铁藩先生再次作了说明：“方妻也曾想据此上京鸣冤。这件血衣文革间被红卫兵抄走，下落不明。昨天据老先生说，他们还见过这件血衣，确是战衣。但我还没落实清楚” [30]”

　　我们这里不厌其烦地重复引用王铁藩先生的调查，是要大家注意到，按照王铁藩先生的说法，有三个问题是明确的：一，这个故事是“据说”，消息源不明;二，葛夫人没有进过京喊冤，只是“欲”、“曾想”而已;三，葛夫人“欲持血衣上京”的此一件衣服，是一件“血衣”，“这件血衣”是葛夫人收藏在福州方伯谦故居的“沾满血迹的军服”。

　　王铁藩先生是诚实的，话也说得很小心，很明白。他特别声明自己“还没落实清楚”。

　　但是，王铁藩先生没有想清楚的事情，有人想清楚了，陈贞寿先生想清楚了，季平子先生也想清楚了。

　　在会后编辑的《方伯谦问题研讨集》里，收录了一篇敬木的《是冤杀，还是罪有应得———“甲午战争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综述》的文章。在敬木的笔下，葛夫人不仅是“欲”或“曾想”了，而是直接去了北京城一趟：“方氏被杀不久，方妻即以被冤杀为由，上北京告御状”。[31]

　　在陈贞寿于1992年4月12日为该书出版所作的“序”里，也变成了：“方伯谦被害后，其夫人即进京告御状”。[32]

　　季平子于1992年4月3日为该书作的“叙”里，比陈贞寿迈进一步，更为细节化：(方伯谦被杀后)“不久方妻上北京告御状，想要清政府为方平反，未能达到目的”。[33]

　　敬木何许人也且不论，陈贞寿、季平子两位先生可是被翻案者们视为“旗手”式的人物。该二位教授的话，言简意赅，干脆利落，有一锤定音之效。笔头果敢地一摇，“据说”转眼间变成了事实。

　　退一步讲话，即如上述诸人的思路演绎出来的故事，无论其真假，有一点是明确的，葛夫人“欲持”或“持”的，肯定是福州方伯谦故居葛夫人收藏的那件方伯谦“沾满血迹的军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方伯谦血衣的故事还在延伸。

　　这个故事到了《甲午海将方伯谦》一书(与《海军世家》为同一作者，海潮出版社1997年8月版)里，就变了模样：

　　“方伯谦在旅顺黄金山罹难后，他的继室葛氏夫人，受到威海刘公岛北洋水师闽籍官兵及眷属们的关怀与协助，穿了一件绣有一百个‘冤字’的长袍，千里迢迢赴京告御状，后来清廷宫中用羊毫沾金粉写了长联‘诰封’赐予葛夫人。不久，葛夫人满怀悲痛、失望的心情，将方伯谦灵柩运回原籍安葬，返回故里福州朱紫坊48号，闭门念佛，直至亡故。”[34]

　　这显然是一个不被认为是故事的故事，其“开创性”极为明显。 葛夫人“欲持血衣上京”发展成“穿了一件绣有一百个‘冤字’的长袍，千里迢迢赴京”;想法发展为行动;“血衣”演变为“百冤衣”;并非如季平子所谓“未能达到目的”，而是效果显著，喊冤喊出了一个“诰封”。故事情节说得是极为动人的。

　　谎言重复多了，可能最先相信的是当事人自己。方俪祥女士儿时未听过、老年时未讲过也未必相信的故事，方伯谦的嗣孙、方俪祥的堂弟方镛却相信了。方镛对《甲午海将方伯谦》的说法心领神会，声称：

　　“方伯谦的妻子葛超文，在方死后曾穿百冤衣上京告御状，既是皇帝下旨处决的，却能上京告御状，还能安然返回。”[35]

　　一个谎言出笼，造谎者们就会制造更多的谎言来圆谎。在“水煮”历史、“戏说”历史触目皆是，文学家气死史学家的今天[36]，要编造这样的一个故事，是一点也不会有困难的。

　　但是，《海军世家》的作者可以轻松地说：“就权当编个‘故事吧’，信不信自有论断。”[37]治史者却不相信故事。敏锐发现、揭穿“当时北洋陆海军将领的战事报告中充满了隐瞒、捏造、歪曲事实的内容”[38]的季平子先生，就告诉过我们：“一切假话都不能使人永远相信。造假话它总归有漏洞。有一位历史学家讲过：晋朝时造的假话，经历了1000多年，我现在仍能将它考证出来。捏造的证明总会看得出来。”[39]

　　按照目前的势头，关于方伯谦血衣的这个故事尚“未完待续”，我们期待着这个故事继续“创造”下去，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有“打假老英雄”季平子先生在，任何的假话、谎言都是可以拆穿的!

　　[1] 孙建军：《丁汝昌研究探微》，华文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44页。

　　[2] 《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28页。

　　[3] 《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383页。

　　[4] 方俪祥：《我为伯公方伯谦鸣冤》，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95～397页。

　　[5] 王铁藩：《方伯谦故居记》，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523～526页。

　　[6] 《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15页。

　　[7] 《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09、229页。

　　[8]《马尾海军学校轮机班历届毕业生表》：“第四届计三名(民国二十五年冬毕业)：夏新、吴宝铿、云惟贤。”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454页。

　　又，民国海军部编《海军大事记》：1931年12月，“福州海军学校改称海军学校。”1936年11月，“海军学校第四届轮机班学生郑练简……等三十名，于本年六月间，违反学规照章开革。是月三日，呈报军事委员会备案。”12月，“海军学校轮机生夏新、吴宝铿、云惟贤三名校课修业完毕，派赴江南造船所学习厂课。”杨志本主编：《中华民国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1095、1122页。

　　“1936年6月，马尾海军学校第四期轮机班学生的30名学生，因违犯校规被陈绍宽下令开除。欧阳格将其中非闽籍的12名学生全数收容，作为电雷学校第一届轮机班。”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928页。

　　“上海沦陷时，郑滋樨的长子郑练简正离开福州海军学校转往建设厅工作。”“郑练简抗战初期进入公路系统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福建省交通厅公路局总工程师。”《追忆“国军”海军中将郑滋樨--饿死不当日伪汉奸》，http://bbs.tiexue.net/post_1847288_1.html 2007年9月25日访问。

　　[9] 郑练简：《方伯谦血衣亲见记》，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516～518页。

　　[10] 《冤海述闻》，方氏故居藏本影印件，第4页;又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84页。

　　[11] 《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28页。

　　[12] 《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299～301页。

　　[13] 方俪祥：《我为伯公方伯谦鸣冤》，《日本研究》1988年第2期;又见，《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95～397页。

　　[14] 《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452页。

　　[15] 在另一个场合，方俪祥女士又铿锵有力地强调了家教难忘：“我，方俪祥，美籍华人，是清末北洋舰队‘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的侄孙女，今年87岁。自幼，长辈们指着二进大厅的主横梁上的‘诰封盒’要我们晚辈谨记着伯公方伯谦是被冤杀的。”(见《海军世家》第411页) 可见，方俪祥女士对儿时的细节应是“记忆犹新”的。

　　[16] 戚其章：《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15页。

　　[17] 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49页

　　[18] 《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08～109页。

　　[19] 《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稿本影印件)。

　　[20]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4/node2249/luwan/node36267/index.html 2007年7月16日访问。

　　[21]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3852/node63857/node63871/node64463/userobject1ai57958.html 2007年7月16日访问。

　　[22]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4/node2249/luwan/node37073/node37075/node62718/userobject1ai22092.html 2007年7月16日访问。

　　[23] 郑练简：《方伯谦血衣亲见记》，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516～518页。

　　[24] 《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299页。

　　[25] 《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299～300页。

　　[26] 《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301页。

　　[27] 《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301页。

　　[28] 沈寿昌牺牲后，“在零距离体验了死亡的巨大恐怖后，方伯谦的意志开始动摇。”“在“广乙”舰冲乱第一游击队阵形，吸引住日本舰队火力时，方伯谦非但没有考虑驶近配合“广乙”作战，反而利用这一机会，趁着战场上弥漫的硝烟，急速驶离战场，完全忘记了作为编队队长的责任，甚至已经忘记了作为一名军人的天职。”陈悦：《喋血丰岛》(下)，《现代舰船》，2006年1B。

　　[29] 王铁藩：《方伯谦故居记》，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524页。

　　[30] 《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 1993年7月版 第615页。

　　[31] 《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25页。

　　[32] 陈贞寿：《方伯谦问题研讨集·序》，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1页。

　　[33] 季平子：《方伯谦问题研讨集·叙》，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5页。

　　[34] 《甲午海将方伯谦》，海潮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80页。

　　[35] 方镛：《方伯谦传》，《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419页。

　　[36] 这个故事就曾被2000年11月19日《福州晚报》一篇题为《拭去岁月尘封再识方伯谦》的文章所使用。见《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235页。

　　[37] 《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65、176页。

　　[38] 季平子：《中国近现代海军史上的海军世家·序》。

　　[39] 《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591页。在季平子《论陷害方伯谦的三项罪名全都出于捏造》一文中，这位“历史学家”的话是：“晋朝人做假，一千多年以后的今天还能把它揭发出来，可见做假要不被揭露，是绝对不可能的。”

　　(作者：威海威东航运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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