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步蟾恶名从何而来？投降派还是爱国英雄

　　刘步蟾是中国早期海军的一位重要将领，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知道的人并不多。他后来之所以出名，成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与彩色电影故事片《甲午风云》的上映大有关系。《甲午风云》把刘步蟾当做反面角色来写，把他定性为胆小怯敌的投降派。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呢?信者固信，疑者亦疑，这本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不料却由此引起了一场风波。

　　身后恶名从何来

　　刘步蟾，字子香，福建侯官(今闽侯)人，1852年生。16岁考入福州船政学堂，为驾驶班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曾充任建威兵船管带。25岁时，船政学堂派第一批毕业生出洋学习海军，入选。留英3年，学业猛进，出类拔萃，每试“成绩冠诸生”。英国海军中将斐利曼特对其有两句评语：“涉猎西学，功深伏案。”《清史稿》亦有评论称：“华人明海战术，步蟾为最先。”1879年回国后，刘步蟾认为中国加强海防，必须建设强大海军，因撰《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条陈，上于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采取积极防御方针：“最上之策，非拥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清朝命丁汝昌为提督，刘步蟾为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鏖战黄海，丁负伤，刘代为督战，表现优异，发炮连伤日本数舰，特别是重创敌旗舰“松岛”号，使其丧失战斗力而驶逃。翌年2月，日本陆海两军合击威海卫港，“定远”舰中敌鱼雷，刘步蟾“守船亡与亡之义”，遂自杀殉国。

　　刘步蟾死后，国人对他的评价还是十分正面的。如池仲祐撰《刘军门子香事略》称，1891年，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3年，户部奏准停购船械两年，刘步蟾认为日本“增修武备，必为我患”，恳陈李鸿章转奏朝廷，请按年添购铁甲舰2艘，以防不虞。李不应。刘不顾个人安危，愤而力争道：“平时不备，一旦偾事，咎将谁属?”当时在座者无不大惊失色。池氏评之曰：“其忧国之深，忠愤激昂，流露于言词之间，而不自觉也。”黄海之战，刘因指挥得力，受到廷旨嘉奖。及刘殉职，李鸿章“为之太息，并叹当日面争之语不虚也”。在池氏的笔下，刘步蟾是一位忧国尽职的爱国海军将领。

　　但是，对他的评价也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英国人泰莱于甲午战争时曾任“定远”舰副管驾，晚年著有他在华经历回忆录《在中国牵线》，书中即对刘步蟾大肆攻讦，称其为临危丧胆的懦夫，在中日黄海海战中擅变阵形，将舰艇编队由纵队改为横队，把自己的座舰“定远”居中以求自保。泰书于1929年在伦敦出版，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张荫麟将其译成中文，题为《甲午中日海战见闻录》，刊于1931年4月出版的《东方杂志》上。张氏的译文发表后，受到国内史学界的注意，视为研究甲午海战和北洋海军的重要第一手资料。

　　从此，刘步蟾身后背上了恶名，成为中国近代海军将领中一个突出的反面典型。泰书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如早在1938年，蒋廷黻出版《中国近代史大纲》一书，即称：黄海海战接仗之初，刘下令将阵势“完全倒置，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居后，两翼的弱小船只反居先。刘实胆怯，倒置的原故想图自全”。1947年，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问世，更称刘是“卑污的懦夫”：其罪名也是“擅自改阵”，“违反议定的阵势”，“企图居中躲避炮火”。

刘步蟾

　　由于范老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他的话也就一锤定音，为中国学术界所普遍接受，刘步蟾的历史地位也就此似乎成了无可争辩的定论。

　　喊出正面评价第一声

　　起初，我对范著的观点并无不同意见。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正在威海养病，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尚健在的原北洋舰队水手和知情者，从而听到了不少反映刘步蟾的为人和表现的故事。他们对刘都极力称赞，有口皆碑。如原“定远”号水手陈敬永说：“刘船主有本事，也有胆量，全船没有一个孬种!”这怎么能跟“懦夫”的形象对起号来呢?

　　其后，我在访问中发现了一份李锡亭撰写的《清末海军见闻录》手稿。李是荣成马山村人，曾为谢葆璋(冰心之父)幕宾。谢葆璋曾经是北洋舰队“来远”号的二副，后任烟台海军学校校长。李与谢私交甚厚，相处有年，故极熟悉北洋海军掌故。李稿有一段记刘步蟾事称：

　　定远管带刘子香，早年去英国习海军，成绩冠诸生，提前归国。北洋水师创建之初，一切规划多出其手。他在大东沟一战(黄海海战)中指挥努力，丁汝昌负伤后，表现尤为出色。有诬其怯战者，特受洋员之蒙蔽耳。……洋员泰莱(戴乐尔)，尝倡议购置智利巡洋快船，交其本人指挥。刘子香闻之，从中梗阻，泰莱愤然，每寻机诋毁之。此后，泰莱又欲谋总教习一职，亦受阻于刘子香。初，汉纳根建议提督，以泰莱为其继任，汝昌未决。刘子香闻此议，力陈泰莱之为人，野心难羁，终将偾事，汝昌韪之。泰莱乃大愤，益迁怒刘子香。

　　读完李稿后，我心中十分兴奋，终于找到了泰莱之所以诋毁刘步蟾的原因，觉得对刘的评价和历史定位的确应该重新考虑。

　　正当我愤愤不平之际，读到了《文史哲》1957年第6期发表的郭毅生及其学生汤池安署名的一篇争鸣文章，题为《论甲午黄海大战与中国北洋海军》。郭文认为：“刘步蟾是否违反议定阵形，不仅关系我们对他个人作出正确的评价问题，而实在是我们在黄海大战中对北洋舰队作出正确的评价问题。”并提出“海战开端前阵形排列也不是总兵刘步蟾为了懦怯的目的而擅改;海战中广大将士都异常英勇，值得大书特书”。读后甚获我心，引起强烈的共鸣。这是第一次听到对刘步蟾的否定评价表示异议的声音。

　　1962年《甲午风云》公映后，好评如潮。这部电影的主旋律是应当肯定的，但从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相结合的高度来要求，则大有商量的余地。影片以范著为依据，将刘步蟾塑造成一个反面典型的代表，不能不说是重大的败笔。我看了电影心里很不是滋味，便以影评的形式写了一篇文章，讨论《甲午风云》的得与失，其中重点谈到刘步蟾的重新评价问题。不料文章寄出不久就被退了回来。退稿信肯定文章写得不错，“有理有据”，却又表示“不宜发表”。

　　投降派还是爱国英雄

　　“四人帮”倒台后，学术讨论的气氛逐渐趋于宽松和正常。

　　1977年的11月下旬，“《中国近代军事史》书稿讨论会”在沈阳举行，我应邀到会。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次学术盛会，可以说是群贤毕集。我在发言中对书稿采取回避刘步蟾的态度不以为然，认为应该理直气壮地正面写刘步蟾。辽大的同行知道我写了一篇题为《应该为刘步蟾恢复名誉》的论文，建议我在会上宣读。我发言后得到良好的反响。大会总结认为重评刘步蟾是此次讨论会的一项突破。会后，胡滨告诉我：李时岳来信说，重评刘步蟾是这次会议的最大收获，使人开阔眼界，启发良多。

　　这次正式提出重评刘步蟾虽说初步打开了局面，但在全国学术界一时尚未能取得共识。从1978年起，对刘步蟾历史评价问题分为否定与肯定两派，激烈交锋，展开了长达数年的论战。我也密切地注视这场论战，时时撰文参加讨论。在我先后发表的多篇文章中，较为重要的是两篇：一篇是《刘步蟾黄海战绩考》，强调评价历史人物应以其社会实践为第一标准，“黄海海战是刘步蟾一生中最重要的战斗实践。他在黄海海战中的实际表现，是评价他的主要依据”。他在海战一开始就冲锋猛进，击伤日舰多艘，焚比睿，遁赤城，伤西京丸，并重创敌旗舰松岛，表明他“英勇战斗，战功卓越，可称得上一位爱国将领”。另一篇是《英人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质疑》，指出泰莱对刘怀有很深的成见和愤恨，在回忆录里借机发泄私愤，擅改阵形乃“虚妄之说”。

　　这次论战持续了5年的光景，到1982年基本告一段落。刘步蟾究竟是投降派还是爱国英雄，经过讨论已经很清楚了。此后发表的一些有关刘步蟾的文章大都对其持肯定的态度。重评刘步蟾问题最终能够得到解决，也是改革开放的春风为学术界带来勃勃生机的一个生动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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