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军特务连长回忆滇缅战役战役：不适应环境

　　(尤广才，抗战时期数十万中国远征军里最普通的一员。当年他躲过了枪林弹雨，从残酷的战场上幸运归来，却又身不由己被裹挟进大时代，身世浮沉、颠沛流离。无论在多艰苦的岁月里，这位倔强的山东汉子坚信自己做了一件“最光荣的事”。)

　　飞越驼峰

　　1944年4月的某一天，我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马上飞赴缅甸前线，参加对日作战。当时，我在54军50师师部任特务连连长，54军军长是方天，下辖第14师、第50师和第198师3个师，其中第14师和第50师被调到缅甸战场，能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深感自豪。

　　算起来，我们是中国派出的第二批远征军。1942年春，日军进攻缅甸后，中国派遣5军、6军和66军3个军约10万部队，组成“中国远征军”，但是由于中方和美方指挥混乱，远征军遭受重大挫折，共损失5万人，其中多半是在撤退途中死于饥饿和伤寒病疫。远征失败后，廖耀湘率领的新22师、孙立人率领的新38师退到印度，重新整编为“中国驻印军”，国内番号为新一军，军长郑洞国，史迪威任总指挥，在著名的印度兰姆伽基地受训。

　　1943年，史迪威发誓要卷土重来，重新打回缅甸，中国政府先是从国内调来胡素率领的新30师，之后又将 “中国驻印军”代号“X”部队，从缅北向缅中方向进攻；又在云南组建了中国远征军，卫立煌任远征军司令官，代号“Y”部队，从滇西渡怒江进攻腾冲、松山、龙陵向中缅边境推进。

　　1943年，史迪威发誓要卷土重来，重新打回缅甸，中国政府先是从国内调来胡素率领的新30师，之后又将原54军所辖第14师、第50师调入印缅战场，以增强反攻力量，代号“X部队”，从缅北向中国方向进攻；又在云南组建了中国远征军，由卫立煌任远征军司令官，代号“Y部队”，从滇西渡怒江进攻腾冲、松山、龙陵，向中缅边境推进。

　　我们接到出发命令时，并不觉得突然。当时，军队里经常向我们讲缅甸战场的形势，我们早就做好随时被派往前线的准备。而在云南的祥云机场一带，美军一个军官训练团专门训练50师排长、连长学习热带丛林战术和使用新式武器，比如“60炮”、“30步枪”和冲锋枪。我也参加了这些训练，回来后再教给士兵。丛林里10米之外就看不见人，所以冲锋枪很适合近距离作战。我们还学习怎么用专门打坦克用的战防枪和火箭筒，这些武器我们以前从来没见过，所以感觉特别新鲜。中国远征军司令卫立煌还来检阅过我们，他戴个帽子、留个小胡子的形象让我记忆深刻。

　　当年我们飞越的正是那条著名的“驼峰”航线。这条航线从昆明到印度东北加兰邦的汀江机场，全长840公里，要经过喜马拉雅山东段群峰，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峰背，故美军称之为驼峰(The Hump)。“驼峰”航线高度在6000米到6500米之间，空气稀薄，受气流影响变化大，很多飞机因此坠到山谷里，机毁人亡。“驼峰”又是日军空军和高炮控制区，又被称为“死亡航线”。通过“驼峰”航线，中国向印度运送境外对日作战的远征军士兵，再从印度运回汽油、器械等战争物资。在1941年到1945年之间，援助中国的物资81%是通过“驼峰”空运，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长官阿诺德将军(General Henry Arnold)曾说，在驼峰航线中，飞机的损失率超过轰炸德国时的飞机损失率，“驼峰”航线堪称“二战”最伟大的空运行动之一。

　　当时运送中国士兵的是美国C46、C47运输机，C46能装22人，我坐的C47可容纳40多人。C47是投入“驼峰”航线飞行最早的运输机，登机前，我们还接受了短期跳伞训练，但那时候好像我们对此并不重视，只知道飞机迫降的时候，跳下去，躲命就行了。

　　我坐的这架飞机是一位美国飞行员驾驶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好奇多于紧张。飞机越爬越高的时候，最大的感觉就是冷，冷得我直打哆嗦，听说有的身体虚弱的中国兵，在飞机上就已经瘫下去了；然后感觉呼吸困难，两个耳朵也被震得受不得了，直到下飞机时也没缓过来。

　　那时的感觉，就是现在所说的“踌躇满志”吧。我记得到了营地驻扎好以后，还填了一首词：

　　《念奴娇·飞越驼峰》

　　穿越云海，战心切，大军远征印缅。

　　驼峰横亘，听说是，海拔万仞险关。

　　敌炮轰隆，高寒抖颤，胸中烈火燃。

　　遥想当年英武，觅敌求歼，敢骑虎登山。

　　万里擒贼囊物探，国威军威赫显。

　　战地神游，激情油然，重现当年。

　　疾风劲草，无愧吾生人间。

　　丛林生活

　　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后，我们的部队安全地降落到了印度的汀江(Dinjin)机场。汀江是离利多很近的一个机场，滇缅公路被切断后，美国援华物资从美国海运到加尔各答，再由铁路运到利多。因此，利多既是向国内空运的基地，也是反攻缅北的兵站基地。

　　我没有想到，到达印度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机场搭建了一个临时浴池，一位美军军官把我们带过来，让我们每个人都脱掉军装，卸掉背包，于是大家都赤身裸体地走进浴池。20分钟后，一声命令，我们全体出浴，再排队等医生打防疫针——我后来才知道这个防疫针的作用，在后来奇袭密支那的战斗中，K分队指挥官尼森上校在行军途中死于斑疹伤寒，而中国官兵全都安然无恙，就是因为我们在机场都注射了传染病疫苗。

　　洗澡消毒后，我们每人换上了新军服。新军服是米黄色的，与英军一样。又发给我们每人一张毛毯、蚊帐、防蚊面罩、一瓶防蚊油、一盒防蚂蟥666粉等；然后更换美式武器，因为之前在云南已经有美军军官教过我们，所以对这些武器并不陌生。

　　拿完这些东西后，我突然看到前面有一堆熊熊燃烧的大火，里面烧着的，正是我们浴前脱掉的那些军服和背包——虽然我们在国内的装备很差，但出国前还是给我们每个人换了一身崭新的军装，毕竟我们出去代表着中国军人的形象，所以我看到刚发的这些军服就被烧掉了，很是心疼了一阵。当然后来才理解这是为了防疫而必须的措施。

　　由于战争形势紧迫，我们在汀江没有停留，马上换乘另一架运输机直飞孟关。孟关是缅甸北部的另一个重要基地，不久前被新38师和新22师攻下。这里也饱受战火摧残，刚下飞机，就看到机场附近到处是遗弃的弹壳和烧焦的树木。

　　来机场接我们的是一辆十轮大卡车，很快把我们拉进一大片密不见日的大森林里，大约半个小时后，汽车停下来，有人告诉我们营地到了。我下车一看，除了参天大树，什么也看不到，只看到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我们的饮水问题就靠它来解决了。

　　饭后，每个班都领到刀、斧、锯，这是在丛林里作战、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我们于是在树林里开辟一片空地，搭起简易帐篷。营地周围一片寂静，除了我们彼此的说话声外，唯一能听到的就是树上群猴的吼叫声，一直叫个不停。

　　丛林生活对我们是完全陌生的，空旷的热带丛林什么也看不到，多少都有些寂寞、恐惧感。有时夜里睡觉，某个士兵会突然在梦中大叫起来，其他人被惊醒之后，也都跟着叫起来，在深更半夜的丛林里听着更恐怖。现在想起来，那是不适应丛林生活而产生的心理障碍，但我们当时也不懂那么多，称之为“闹营”，不过闹一阵子也就好了。

　　雨季来临的时候，天天下雨，眼看着一朵云飘过来就会下一阵子雨，有时感觉似乎是一天有无数朵云飘过来，一天要下无数次的雨。记得我们攻下密支那时，正赶上雨季，伊洛瓦底江的水便漫了上来，地面不能睡了，我们就睡在吊床上，行军打仗就是这样。

　　到了缅甸，生活改善了许多，我们终于可以吃饱，而且可以天天吃到肉了。主要是美军的牛肉罐头，但时间长了，又觉得很腻，长期吃不到青菜，我们有时出去挖野菜吃，但能找到的野菜也有限。美军会定期用直升机空投物资，空投前我们先找个空场，在上面摆个布板，布板颜色不一样，表明空投的东西不一样：我记得空投食品时用的是白色的布板，而投弹药和武器时则是其他颜色。因为一切物资都是由美国空投过来的，所以在印缅战场，我们结束了埋锅造饭的历史。

　　协同作战

　　在缅甸战场，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美军在各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优势。60年前，中美两国国力差距悬殊，体现在军队方面更如此。

　　第一个让我惊奇的是美军的工程机械化程度。那时候，美军就已经开始使用大批推土机、挖掘机，所以工程进展非常快，基本上部队打到哪里，公路就已经修到了哪里。我们到达孟关后走的中印公路，就是1943年春开始修筑的。两个美国工兵团和两个中国工兵团，以及大量印度工人参与其中，而我们当时还是用铲子、锤子等最原始的工具，所以这一路让我们大开眼界。

　　我们那时候也确实感觉到美军机械化的优势：比如攻到伊洛瓦底江边，只要找到船，他们马上就能装好发动机将船开动；遇到河流，美军也会迅速在几天内架好桥梁，效率非常高。美方还配备专门的修理所，修理这些机器。

　　我印象深刻的，还有美方给每个步兵连都发了一部Walkie-talkie Radio，我们当时叫它“步声机”，那时的步声机体积很大，要背在身上。这对行军、作战先头部队向后面指挥官传达信息十分有利。美国军队在60年前就有这样的通讯器材，不过遗憾的是，中国士兵普遍文化素质低，都不会用这种先进的仪器，几天后，这些步话机都被送进仓库束之高阁了。

　　美国人非常重视战前准备，对敌情、作战地形都做好充分准备。在攻打西保前，他们不但给连以上军官都配备了五万分之一的大比例地形图，还发了一份空中摄影图。我记得摄影图十分清晰，可以清楚看到地面上的街道、房屋、树木等，而此前中国师长用的还是比例尺为二十万分之一的橡胶地图。

　　从师部到营部，都配有一个美军联络官，他们传达中美军队要求、沟通双方情况。师部一级的联络官还有军事指挥权，我们师部的联络官是一位上校，我们都叫他Colonel。

　　中国军队传统的供应和补给是由军需处提供的，每发放一级，就被克扣一层。不知是否因为对中国军队的情况比较了解，在这里，后勤供应都是由美军联络官直接补给到连队的，这样避免了中转单位的盘剥，也显示出美军组织的精简有效。我们到达营地时，许多美军联络官已经先到那了，连司务长很快就领到大米、牛肉罐头等，我们很快吃了饭。美军作战补充非常好，每场战役前会加强后勤补给，吃的都比平时丰盛很多；而从战场上下来以后，又马上把被服、弹药补充上去，随时作战、随时补充，后勤补给非常完善。

　　在国内时，我们的军纪就要求得比较严格，平时军纪扣都要扣好，走路也要挺直腰板非常规整——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到了现在。国民党部队从来不留头发，都要剃成光头，每个连里有个理发兵，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大家集体理发。

　　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是史迪威将军，他喜欢到战地巡视，所以我们下级军官也有机会见到他。史迪威经常背着冲锋枪深入第一线，甚至和士兵一起作战，所以下面的士兵都很喜欢他，但听说和中国军方的上层关系不好。我们是下级军官，对上层的事情了解得不多，只觉得有些事情比较蹊跷：有一次，54军代军长阙汉骞到缅甸前线，我们还组织仪仗队欢迎过他，但没几天阙汉骞就打道回府了。后来听说是史迪威不欢迎他，史迪威愿意直接指挥到团。

　　参加会战的英军36师除了军官是英国人外，士兵全部是印度人，因为英国人在印度有多年的殖民统治，印度士兵从服装到装备基本上都跟英军一样，这也让他们有优越感，所以我感觉印度士兵对中国军人多少有些看不起。不过也难怪，我们那时的装备、整个国力都那么差，有什么资本让人家瞧得起呢？在这个战场上，有英国人、美国人、印度人、缅甸人和中国人，我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一场真正的国际反法西斯战争。

　　在我感觉中，美国士兵对我们还是比较友好的。美国大兵喜欢抽骆驼牌香烟，有时递给我们，但中国人很少抽。虽然都属于协同作战的友军，平时也难免有点小矛盾。有一次，连里的一个士兵和美军工兵团的一个黑人发生了点争执，他觉得那位美国人看不起他，回来告诉我，我那时正年轻，血气方刚，听说自己的弟兄受了气，就要冲过去找对方论理，结果美国联络官出来把我劝住，又是送烟又是送饼干让我消消气。好在师长潘裕昆得知后也没有处分我，我后来想，也是自己年轻太冲动了——人家是来帮我们的，我们怎么能和人家打架？

　　奇袭密支那

　　到达孟关不久，我们50师的150团就被抽调进特遣队，参加著名的奇袭密支那战役。我的身份是50师师部特务连连长，在攻击密支那期间，我们特务连要紧随师部，担负搜索、警戒任务，一般情况下很少直接参加战斗。但是因为有16期的黄埔同学在150团，所以我格外关注战争的进展。

　　特遣队由3个团组成，除了我们师的150团外，还有新30师的88团以及美军5307团。除此外，还有一支约300人的缅甸克钦族野人别动队。特遣队由美军梅利尔准将统辖，分为K、H、M三个战斗队，都由美军军官指挥。

　　我还记得150团出发那天，电闪雷鸣、大雨滂沱，似乎预示着这将是一场极为艰难的战役。因为行动队行踪绝对保密，不能空投补给，所以每个士兵出发前都带足半个月的干粮和必需药品。

　　从地图上看，孟关到密支那的直线距离顶多有200公里，但其路途之复杂程度远不是我们所能想象。它与孟关之前隔着两道大山、一条河谷，过孟拱河谷又得翻越更为险峻的苦蛮山脉才能进入伊洛瓦底流域，沿途都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地形十分隐蔽，往往是等发现敌人时，几乎就已经是“面面相觑”了。

　　5月上旬，特遣队进入苦蛮山脉。这里山峦起伏，峭壁林立，行动十分困难，有时只能手脚并用地爬行，有时不得不在石壁上凿出台阶，以供攀援。辎重连和迫击炮连行动更为困难，骡马和人往往不能在一条路上行进，为了绕过一个悬崖峭壁要绕很远的路。上坡时，骡马走不动，人要扛着马屁股走；下坡更难，得有人走在前面顶住骡马前胛，后面有人拽着马尾巴，以防坠入山谷。即便如此，还是有超过一半的骡马累死或摔死在沿途中。

　　因为行军艰难，走在先头的美军有时丢弃掉武器和重装备，后来我们听到参加战役的战友们讲起这个情况，觉得既奇怪又可惜。这也许体现了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在美军方面，以保障人的生命为第一考虑；而在中国军人眼里，武器即生命，绝对不允许随便丢掉武器。

　　H分队的150团行动迅速，5月16日，他们已经秘密潜伏在密支那西机场。17日上午，美军50多架飞机猛烈轰炸，日军全部爬出掩体工事，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下。150团突然发动袭击，守卫机场的300多名日军及其指挥官平井中左全部被歼灭。亨特上校在密支那机场的跑道上向史迪威发出了无线电密码信号——“威尼斯商人”，意思是“我军已占领机场，运输机可以降落”。当天下午，100多架道格拉斯式飞机拖着滑翔机，穿云破雾，飞临密支那上空，第一个航次就把新30师89团、美军819航空大队空运到机场，加强对密支那机场的占领。

　　奇袭密支那，是史迪威最为冒险、也最成功的军事行动。占领密支那机场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此中美的空中补给，不必再绕行凶险的驼峰航线，而改经密支那中转，不但缩短了航线，也降低了飞行高度。

　　密支那战略地位如此特殊，所以日军也调来大量增援部队，拼死反攻。我们的部队曾攻占了密支那市区，但又被日本人反扑过来，一直处于胶着状态。中国士兵伤亡巨大，我在战干团的3个同学都牺牲在密支那。史迪威对密支那战况十分焦急，先后撤换4个美国联络官，最后迫于无奈，只能启用中国高级将领，新30师师长胡素、50师师长潘裕昆都被调来前线指挥自己的军队。

　　7月18日，中、美军队转入密支那街区巷战，日军被压缩到城北的最后阵地。50师师长潘裕昆挑选了100多名战士组成“决战敢死队”，在当地华侨带领下，冒雨绕到日军背后。腹背受敌的日军意志终于崩溃，残兵惶恐地逃出战壕，用竹筏泅水渡过伊洛瓦底江，向八莫方向溃退。最高指挥官水上源藏被逼到江边的一棵大树下拔枪自杀。历时80天的密支那攻坚战终于宣告结束，中国军人以上万名官兵的宝贵生命，一雪两年前兵败缅甸的前耻，也换来了整个亚洲战场具有战略转折性意义的胜利。

　　重生之路

　　打完西保之后，在一次训练中，一个士兵不小心踩上了日军埋下的地雷引起爆炸，当场死伤几名士兵，我受了重伤。卫生队立即用担架把我抬进美军野战医院，进行紧急抢救。刚开始我还能觉察自己躺在手术台上，但很快就被全身麻醉完全没了知觉。

　　第二天清醒后，医生告诉我：弹片由右肋穿进体内，他们从右下腹切开10厘米，取出弹片，消毒、缝合、包扎等一系列手术处理；右下肢膝关节窝也有弹片穿进。好在这些弹片没有击中脏器要害。

　　清晨一早，医院用救护车把我送进密支那后方医院。那时密支那刚被我们攻占，还来不及建一座综合型的完整医院，所以只能根据伤员的伤情，按轻伤、重伤、截肢等不同类型，分散建立不同类型简易医院。我住的临时医院远离市区，只是临时搭建了几间帐篷，医务人员少，伤员也没有几个。

　　让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密支那战地医院都是男性美国人——我后来听说是因为史迪威拒绝中美政府派女性工作人员来印缅战场。所以起初我根本分不出谁是医生、谁是护士、谁是业务人员。这些美国人都表情严肃、不爱讲话。专职给我换药、送内服药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态度非常和蔼，我猜想他应该是位护士，我就用一些简单英语与他交流。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有一次他还拿出妻子的照片给我看，还劝我礼拜天去教堂做礼拜。

　　在医院的精心护理下，我的伤很快痊愈。一天早上，我乘坐专供医院运送伤员的飞机，从密支那起飞，飞回50师师部在腊戍的驻地。师长潘裕昆还特地指示副官处处长发给我一份校官伙食，以便早日康复。

　　1945年5月，我们作为最后一批远征军回国，回国的时候，沿途看到的都是激动的老百姓，以各种方式来欢迎归来的抗战英雄，我那时候觉得我的人生已到达最辉煌的顶端。

　　在南宁待了一段时间，部队又向雷州半岛出发，准备与日军在那里交战。行军到广西贵县时，突然听说日本投降的消息，我长舒一口气，觉得好日子终于来了，我终于可以有机会好好孝敬多年未见的老母亲了。那时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盼望国共和谈成功，可别打了，也不想打了，打了八年抗战，别再中国人跟自己人打。

　　结果后来没谈成，在东北战场，我们稀里糊涂地就被打垮了。思考再三，我选择了投诚，不久，我被安排送往位于抚顺的解放军军官教导团进行思想改造。在那里，我见到了远征军的很多高级将领，廖耀湘、郑洞国、周福成等，我们的身份都“平等”了。在教导团里，主要让我们这些下级军官学习技术。半年后，教导团几次争取我，要我加入解放军参加淮海战役，我拒绝了。我想，我参加国民党跟共产党打仗，我再参加共产党跟国民党打仗，我这个人太无价值了。所以我坚持回到地方去。

　　在经过思想改造后，我拿着军管会给的一纸“安顺良民”的鉴定，回到沈阳，并与久别的妻子重逢。1952年，我接到了东北工学院接纳我为正式工的通知。我利用晚上读夜大，代数、几何、物理、化学这些基础课我都学了，我似乎觉得生活又充满了希望。

　　我以为自己真的获得了重生，但我很快就知道，这不过是个错觉。一年后的一天，我接到被学校开除的通知，是“隐瞒历史”。不久，妻子也提出离婚，但离婚申请没有得到上级的批准。

　　那时候，我的女儿还小，我不忍心把孩子抛下，就拉小车、出苦力，给人家东拉西拉。我半夜跑到沈阳联营公司排队蹬车，天一亮就在那等车，帮人家拉货。我记得爬南站的天桥时，爬着爬着就流血，口吐血……难以想象那时生活之艰难。

　　1958年，我到北京学习中医，那时候北京市开始清理“社会渣滓”，“残渣余孽”都要一网打尽。大年三十那一天，我被抓去送到清河参加劳动教养。

　　我在清河农场一关就是6年，其间，妻子再次提出了离婚，此时，我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去左右我的命运。我也不怨她，谁愿意和一个“反革命”生活呢？在农场搞劳动，就是种地开渠筑坝，清河农场那些堤坝都是我们筑起来的；灌溉，在农田种水稻，我会插秧，每天弯着腰插秧，累得要死，大跃进的时候每天挖地都要挖到半夜零点。

　　1965年，劳改结束，我被遣回原籍，开始接受监督改造。这也是我1938年离家逃难后，第一次回到家乡、第一次与母亲见面。没想到时隔20多年后，我竟然以这样一种身份与母亲相见，而她和哥哥也都拒绝认我这个“历史反革命”。我觉得此生最对不起的人便是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她便守寡，日本投降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从此可以好好孝敬我的老母亲了，可是直到她1968年去世时，我还是一个她不能接受的“反革命”……

　　不久，街道上动员下放，我想这也是一个机会，于是我报了名，一个人插队落户，每天掏大粪、养猪、种棉花，我一人身兼三职，倒也养活了自己。凭借着当年参加远征军时候从美军那里学的英语和自己多年的积累，60多岁时，我在村里当上了一名中学英语老师。我一直住在村里的一间茅草屋里，一住就是20年，直到1980年1月，“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才最终摘掉。1988年，我和分隔23年的女儿才第一次见上面。

　　即便最艰难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一直坚信，我没有做错什么，作为远征军的一员参加对日作战，是我这一生中最光荣的事。2008年11月，我和另外两位参加过远征军的抗战老兵，来到云南重新回顾滇西战场时，我几次忍不住老泪纵横。庆幸的是，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我相信，它不仅仅是我内心深处永不褪色的记忆，也将会是我们这个民族一段永不褪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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